《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内容简介
@page { margin-bottom: 5.000000pt; margin-top: 5.000000pt; }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是金冲及教授研究中国历史50年、连续写作3年多而成的总结之作。全书共四卷，100多万字，分平装精装两种。全书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政治风波（大跃进、反右、文革、八九等等），一直写到2000年新世纪的钟声响起。全书立论宏富、资料详实，详略有致，文字洗练。自然，最大的看点还是作者参阅了大量他人无缘与面的内部资料：比如毛周等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一些当事人的未刊日记或口述记录。在许多重大事件、人物评价上，都有崭新的突破。坊间学者把这部书看作某种风向标：看作者写了什么，没写什么；写了的具体写到哪一步，提法上评价上有什么新的突破；浓墨重彩的是什么，轻描淡写的又是什么……总之，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鸿篇巨著。它既是作者研究历史50多年的总结之作、心血之作，也是近现代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大手笔、世纪之作。（原文）
编辑推荐
@page { margin-bottom: 5.000000pt; margin-top: 5.000000pt; }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毛泽东传》《刘少奇》《周恩来传》等书主编，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权威解读中国百年历程!大量引用未公开的档案资料，对建国初决策内幕文革\大跃进八九政治风波等有突破性表述. 全中国的学者都在“看”的一本书：看它说了什么，不说什么；浓墨重彩的是什么，轻描淡写的又是什么；对于重大事件、敏感问题，它又是怎么说的…… 陈铁健、杨奎松、汪朝光、桑兵、王奇生等学者书评推介（原文）
第一次国共合作（1）
本文讲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与必要性。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愿望下，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联合力量来对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共产党在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认识到，工人阶级必须依靠革命武装和同盟军才能推翻反动势力，因而将国民党视为重要合作伙伴。当时国民党虽力量薄弱、脱离群众，但具备三大优势：一是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威信，其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民众心中具有崇高地位；二是拥有广东根据地，使革命旗帜得以合法高举，为工农运动提供了发展空间；三是党内存在如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等坚定的革命分子，他们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能团结中间力量。因此，国共两党在共同目标下走向合作，为后续革命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2）
本文主要讲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过程及‘国民革命’口号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提出与民主革命派合作的主张，随后马林向共产国际建议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得到支持。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共政治主张的重大转变，从空谈理论转向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和实际运动。会后，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提出‘国民革命’的四步程序：组织国民军、解除压迫、建设民主政府、发展实业，并将‘国民革命’与‘打倒列强、除军阀’直接联系，赋予其明确的政治任务。此前‘国民革命’一词在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仅强调全民参与革命责任，而陈独秀的阐述则将其转化为具有具体革命内容的实践口号，从此广泛传播，成为当时革命运动的核心旗帜。
第一次国共合作（3）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首次将国共合作视为中国问题的核心。随后，二七惨案暴露了中共孤军奋斗的困境，蔡和森提出应加入国民党以寻求政治同盟；马林也强调共产党参与国民党不会导致其消失。同年2月，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革命根据地，使国共合作的时机更加成熟。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党员420人，会议主题为国共合作。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应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国民党是当时最接近国民革命的政党，因此决定共产党须与国民党合作，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决策既符合孙中山和国民党接受的条件，也使中共得以扩大影响、锻炼力量，实现双方共赢。但中共三大对国民党内部复杂性及未来变化估计不足，反映出当时中共仍处于幼年阶段，缺乏实际政治经验。国共合作是双方共同推动的结果，若仅一方单方面要求，难以实现，因此还需考察国民党为何主动寻求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4）
本文讲述了孙中山在民国时期为维护共和制度而奋斗过程中，因多次革命失败而深刻反思，并逐步转向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的历史过程。孙中山早年虽重视西方社会主义，但直到十月革命后才真正认识到其价值。1920年，维经斯基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开始关注苏俄革命经验；1921年，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深入交流，介绍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孙中山认为其精神与自己的民生主义不谋而合；1922年，达林抵达广州，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困守白鹅潭期间，明确表示中国革命的真正朋友是苏俄，并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若失败则前往苏俄。在抵达上海后，孙中山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多次会晤，高度赞赏其革命精神，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并表示支持其同时担任中共党员。此后，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共产党人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结合国际形势、国民党失败原因及青年思想变化，于1924年决定改组国民党，为国共合作奠定基础。这一转变标志着孙中山思想的成熟，也推动了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方向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5）
本文主要讲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历史进程。1923年，孙中山在沪召集党内主要人物讨论改组问题，确立了改组方向，随后指定陈独秀等九人为起草委员，经一个月努力完成党纲和总章，并于1923年1月1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次日召开改进大会正式公布。同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重建革命根据地。10月，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被聘为组织训练员，其在重大决策中拥有发言权，对国民党改组起到关键推动作用。10月，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汪精卫、李大钊等为改组委员，11月任命谭平山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筹备工作。12月，孙中山在大本营发表演说，明确指出国民党改组以苏俄为模范，主张以党义战胜、党员奋斗，实现彻底革命。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是其三十年历史上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大会通过《宣言》，明确革命目标：推翻军阀、解放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彻底革命，反对妥协，为国共合作新局面奠定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6）
本文讲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背景下，国民党一大上《三民主义宣言》的制定过程及其重大意义。该《宣言》由鲍罗廷起草，经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最终由孙中山审定。宣言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重新解释：民族主义强调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与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共有，不许授予反对民国者；民生主义提出‘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并规定国家应经营银行、铁路等关键行业，以防止私人资本操纵民生。孙中山特别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提出收回租界、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三项措施，虽遭审查委员会删改，但他情绪激动地在大会上力陈其必要性，最终全体一致通过。此举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实现。然而，国民党内部仍存在分歧，会议第三天，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试图禁止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引发争议。李大钊当即反驳，指出在半殖民地中国，要摆脱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必须凝聚全国力量，实现国民革命的统一，反对党派分裂，强调必须将全民族力量集中于一党，以推动革命成功。
第一次国共合作（7）
本文主要讲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和思想交锋。在国民党一大上，方瑞麟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应取消其原有党籍，引发争议。李大钊、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均反对该提案，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体现了革命诚意。毛泽东提议表决，最终提案被否决。大会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等名单，其中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名共产党员当选，占总数四分之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孙中山坚决主张‘以俄为师’，强调革命必须学习俄国经验，明确反对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动摇态度。廖仲恺等积极推动合作，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虽有理想化成分，但体现了真诚合作的意愿。在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确立了明确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特别是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解决了辛亥革命缺乏明确反帝反封建纲领的缺陷，得到民众广泛支持，使国民革命军在东征、北伐中取得巨大胜利，为国共合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8）
本文主要讲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东工农运动的高涨以及黄埔军校的建立过程。国民党改组后设立工人部和农民部，由共产党员冯菊坡、彭湃、毛泽东等负责，推动农民运动发展。彭湃在家乡发动减租斗争，组织农会，赢得农民支持；毛泽东任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孙中山在毕业典礼上提出‘耕者有其田’主张。1924年，广州革命政府推行保护工农政策，引发沙面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广东工农运动波及湖南、江西，为北伐奠定基础。同时，为建立革命军队，孙中山提议创办黄埔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强调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开创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形成官兵团结、革命精神浓厚的新军风。军校学生来自全国，其中共产党员占十分之一，如徐向前、左权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如胡宗南、杜聿明等也出自该校。苏联提供经费与武器支持，黄埔军校成为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革命军队的初步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9）
本文主要讲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在组织发展和政治影响方面的相互促进与共同进步。在合作初期，国民党的组织范围极为有限，仅存在于广东、上海等少数地区，许多地方的国民党组织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的，许多省市党部负责人由共产党员担任，如李大钊、林伯渠、何叔衡等，推动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展。到1926年国民党二大时，除新疆、云南、贵州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建立国民党组织，实现了组织上的广泛发展。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力，也使共产党得以扩大社会影响，使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深入人心，推动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农民协会和工会纷纷成立，为后续土地革命奠定群众基础。同时，共产党自身也实现了组织上的飞跃，从1923年中共三大时的420名党员，发展到1925年中共四大时的994人，到大革命高潮时达到近6万人，培养出大批骨干力量。文章强调，国共合作实现了两党共同发展，是‘合则两利’的典型体现，虽然国民党在发展速度上更为显著，但共产党也获得了重要成长，两党在革命进程中实现了互利共赢。
国民党正面战场（1）
1937年至1938年，国民党在南线发动淞沪会战，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规模空前的战役。日军在战前在上海地区部署了海军陆战队约六千二百人、海军舰艇十七艘、空军飞机百余架，作战主力为江面军舰上的重炮。战后日军迅速组建上海派遣军，调集两个师团，后又增派四个师团（部分从华北调来），最终组成第十军，兵力增至三十万，显示出其作战重心从华北转向南线。然而，其逐次增兵的策略暴露出战略短视与弱点。中国方面，蒋介石嫡系部队及桂、粤、川、滇、湘、东北军等多路精锐共七十三个师、约七十万人投入战斗，军事委员会指挥的部队达一百八十个师。国民党战史记载，双方均倾尽精锐，中国军队面对日军三十余万兵力、百余辆战车、三百余门山野炮、二百余架飞机及数百艘舰艇，在二百公里正面、三百公里纵深内浴血奋战达四个月，展现了顽强抵抗精神。
国民党正面战场（2）
本文讲述了1937年淞沪会战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艰苦抵抗情况。尽管中国军队装备落后、地形不利，且面临日军陆海空三军的全面压制，将士们仍以血肉之躯奋勇抗敌。在苏州河畔，第八十八师一个营在谢晋元、杨瑞符指挥下坚守四行仓库，孤军奋战30天，史称‘八百壮士’，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士气。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超过二十五万人，日军毙伤四万余人，东北军吴克仁将军在抢渡苏州河时壮烈牺牲。桂军在进攻中因缺乏掩蔽、盲目冲锋，遭日军火力封锁，一日内六个师被击溃。白崇禧指出，日军凭借制空权和联合作战优势，严重压制了中国军队的行动。南京政府坚持长期抵抗，不仅因沪宁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更因希望在九国公约会议召开前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蒋介石在会议前明确要求坚守至少十天至两周，以争取国际干预。这场战役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意志，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在国际压力下的艰难处境。
国民党正面战场（3）
本文讲述了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中国军队的抗战与撤退过程。张发奎提议转移部队至苏嘉、吴福防线，蒋夫人主张坚守上海以争取国际同情，但蒋介石坚持不惜代价守住上海。在敌我实力悬殊、地形不利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实施消极防御，虽鼓舞了全国抗日热情并为工厂内迁赢得时间，但战略上并不恰当。日军于11月5日登陆金山卫，中国军队防线迅速崩溃。陈诚建议迅速撤退，但蒋介石为争取国际声誉，坚持支持三日，导致撤退混乱，部队失去指挥，桥梁被毁，秩序崩溃。11月12日上海沦陷。撤退过程中，原定的后方固守计划未能落实，工事被破坏，部队各自为政，陷入溃退。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批评撤退无序、无明确目标，根源在于蒋介石企图依赖国际联盟与九国公约对日施压，谋求和谈。日军占领上海后气焰高涨，11月17日成立大本营，12月1日组建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指挥，正式下令攻占南京，标志着日本决心全面控制中国，将其变为实际殖民地，这一军事行动背后是重大的政治意图。
国民党正面战场（4）
本文主要讲述了1937年南京沦陷前后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的南京大屠杀。在淞沪战役中，中国军队遭受重创，南京防御薄弱，蒋介石决定迁都重庆，由唐生智率军留守。1937年12月7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占领后，对平民实施了极端残暴的暴行，包括机枪扫射、乱刀砍杀、活埋、烧死、轮奸等，造成大量无辜人员死亡。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期、系统性的暴行，屠杀、强奸、劫掠行为广泛存在，且有大量中立证人证言支持。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在南京十天内杀害中国平民超过三十万人。文中引用了金陵大学贝茨教授在1946年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详细描述了日军无差别屠杀平民、大规模强奸妇女的暴行，包括在自家附近枪杀无辜百姓、轮奸妇女、儿童受害等场景。他还提到，据估计有超过一万二千名平民在城墙内被杀，另有大量平民在城外被害，且实际数字远超统计。这些证词有力地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性与系统性，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暴行之一，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记忆。
国民党正面战场（5）
本文通过多位目击者证词和日本士兵的回忆，揭露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平民的暴行。律师提问日本兵对待平民财产的行为时，证人指出日军从进城起便无差别抢劫，甚至有组织地袭击外国使馆。圣公会牧师麦琪描述日军对男性平民实施大规模屠杀，包括枪杀、刺杀、集体处决等，且受害者家属亲眼目睹亲人被杀害。一位苦力的幸存叙述显示，上千人被押往长江边遭机枪扫射，幸存者在尸体压覆下逃出。文章强调，这些是亲历者所见事实的极小部分。尽管日本右翼分子试图否认或虚构南京大屠杀，但许多曾参与屠杀的日本士兵在晚年公开忏悔，松冈环采访102名士兵并出版《南京战·寻找封闭的记忆》，详细记录了包括德田一太郎在内的士兵所描述的集体屠杀、地雷屠杀、焚烧尸体等惨绝人寰的暴行，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的残酷真实性和历史铁证。
国民党正面战场（6）
该文本通过两名日本士兵的回忆，描述了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南京及下关长江边对平民实施的集体屠杀暴行。其中，一名士兵讲述在战场上命令新兵刺杀幸存者，现场血腥惨烈，死者血流如注，幸存者发出痛苦哀嚎。另一名士兵町田立成回忆，日军在长江边用机枪扫射乘船逃亡的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船只被击沉，血染江水，人们在水中沉浮，临终惨叫混杂在枪声中。这些场景揭示了日军对平民的残暴手段，强调了战争带来的深重苦难。文本指出，这些暴行并非发生在偏远地区，而是发生在南京市区及沿江地带，是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时普通中国民众所经历的普遍悲剧。作者呼吁，这些令人发指的历史惨剧必须被永远铭记，以警示后人，任何个人在民族危难面前都难以幸免，历史的伤痛不应被淡忘。
皖南事变前后（1）
皖南事变前后，日本侵华加剧，蒋介石初期支持八路军深入敌后抗战，但随着日军压力减小、八路军发展迅速，其态度急转直下，转而反共。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不再邀请八路军参加，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要求取消华北抗日民主政权，驱逐八路军出河北。1939年1月，日军“扫荡”冀中、冀南时，鹿钟麟部背袭八路军，活埋战士，制造严重摩擦。国民党在后方也多次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留守机关，如湖南平江惨案。中共中央判断这是国民党准备投降的信号。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国民党投降成为最大危险，反共是其投降的步骤，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政治主张，主张在抗战前提下支持蒋介石，同时严正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抗战中期党的主要政治主张，赢得广泛支持，深刻影响了抗战局势。
皖南事变前后（2）
1939年，中国共产党与中间派政治力量的合作有所加强，黄炎培等中间派与中共代表共同商议合作问题，主张团结抗战。国民党参政会中，中共和中间派均呼吁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战，陶行知明确指出反共是敌寇口号。然而，国民党顽固派视中共为威胁，逐步转向军事手段限制中共。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军事限共为主’，并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授权军队解散任何假借中共名义的武装组织，为对中共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做准备。同年12月，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对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的进攻，引发晋东南、晋西北冲突。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八路军支持新军自卫，虽有损失，但新军最终并入一二○师、一二九师，成为八路军一部分。为避免国共合作破裂，中共中央作出让步，将吕梁山大部分地区让给阎锡山，八路军仅控制小部分区域和通道，局势暂时缓和。蒋介石在日记中强调‘严密防范，相机制裁’，表明其对中共日益强硬的军事意图。此后，河北地区的摩擦进一步升级，国共关系持续紧张，武装冲突风险上升。
皖南事变前后（32）
本文主要叙述了1940年皖南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在华北地区的摩擦斗争。当时，国民党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及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由朱怀冰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石友三也驻扎河北，积极活动。1940年2月，朱怀冰部突袭冀南磁县八路军驻地，杀害百余名指战员，并要求八路军交出已建立的根据地，引发中共强烈反对。朱德明确表示，根据地是为抗日而建立，绝不会让出，强调八路军改编以来未打内战，若被迫则坚决自卫。3月，八路军在卫河以东抗击石友三部进攻，并击溃朱怀冰部队。朱德、彭德怀致电各将领，阐明反磨擦斗争的必要性：虽为统一战线中的不幸，但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路线，是必要的自卫行动，且应适度克制，避免全面内战。同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也明确将八路军视为主要对手，将其列为治安肃清重点，说明敌后斗争形势严峻。与此同时，毛泽东在1939至1940年之际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飞跃，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和未来建设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这些举措既是对当时复杂时局的回应，也体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武装斗争与政治路线的坚定立场。
皖南事变前后（4）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面临国民党顽固派主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取消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等压力。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为明确自身政治立场，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概念，指出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0年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大会上发表演讲，后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必须衔接，中间不能插入资产阶级专政阶段。这一理论不仅有力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错误主张，也清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前途和未来社会制度的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明确提供了理论支撑。
皖南事变前后（5）
本文主要阐述了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及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思想。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其国体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为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国家掌握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发展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同时允许非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推动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发展合作经济。在文化上，主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领导权，而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实现领导。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目标，避免了超越阶段或迷失方向的错误。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比作一面旗帜，为革命指明方向，不仅在抗日战争后期产生重大影响，也对后续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深远指导意义。文中还提到，国民党在1941年1月制造皖南事变，反映出其反共行为的持续，而毛泽东已提前预警，强调必须做好应对最危险局面的准备。
皖南事变前后（6）
1940年，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德国攻占法国，意大利参战，德、意、日签订军事同盟，英美也加强合作，各国争相拉拢蒋介石。蒋介石因此得意忘形，认为自己可左右逢源，借机发动反共行动。周恩来判断，蒋介石正处于三大势力争夺之中，反共高潮将在二十天内爆发。蒋介石将反共重点放在华中，因新四军在该地区立足未稳，军部孤悬皖南，处于日军与国军重围之下，易被消灭。10月19日，国民党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北移，兵力缩编至十万人，遭拒绝后，仅表示‘顾全大局’北移并请求宽限。国民党却视其为软弱，12月9日，蒋介石下令限期将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1月31日前完成。同日，密令顾祝同对江南新四军‘妥为部署’，若不遵命即‘立即解决’，表明已决心发动皖南事变，意图通过军事手段消灭新四军，制造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前后（7）
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在皖南茂林地区突然包围并袭击正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造成重大伤亡，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蒋介石在日记中称新四军‘叛变’，通令取消其番号，并下令将其交军法审判，史称‘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军委迅速作出反应，由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并成立七个师。毛泽东发表谈话，强调中共已成长为独立坚强的政党，指出国民党已‘杀了第一刀’，呼吁其反省并医治伤痕。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引发全国震动，中间派人士对国民党失望，纷纷支持民主团结。章伯钧、左舜生等人拟成立民主联合会，推动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中共中央判断，事变暴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与内战的意图，中国共产党坚持政治攻势，坚决维护民族团结与抗战大局。
皖南事变前后（8）
本文主要内容围绕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的演变展开。中国共产党指出，蒋介石在当时受到国内外广泛责难，而自身则获得更广泛群众支持。形势发生转变：此前蒋介石进攻、中共防御，自一月十七日后反过，中共转入主动地位。中共强调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才是正确策略，认为军事进攻反而会阻碍抗日，而政治攻势能促使蒋介石抗日。国际社会普遍反对蒋介石的反共行动：英国担心内战影响其牵制日本的战略，劝其停止冲突；美国罗斯福代表居里明确表示，国共纠纷未解，美国将无法提供大量援助；苏联大使也当面质问蒋介石。蒋介石原以为反共可得日本支持，结果国内外强烈反对，局势失控。他意识到自己陷入孤立，于五月六日公开声明‘以后决无剿共军事’，并承担个人责任。此后国共关系趋于缓和，中共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避免了全面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国未来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三大战役（1）
1948年，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军事、经济、政治形势均有利于人民解放军取得全国性胜利。在九月会议后，解放军迅速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连续进行战略决战。尽管当时解放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仍落后于国民党军队，但通过两年多的作战积累了丰富经验，提升了战斗力，增强了攻坚能力，同时通过群众性练兵和政治教育，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士气。解放军还获得了大量兵员补充，解放区连成一片，具备了战略支援条件。然而，战略决战面临巨大风险和未知因素，需要非凡的胆略和洞察力。叶剑英指出，解放军必须敢于攻打大城市、歼灭敌军主力，这成为当时战略决策的核心问题。蒋介石因犹豫不决，决定坚守东北，避免与解放军正面决战，错失战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敏锐洞察到这一时机，果断决策，统一筹划三大战役，形成环环相扣、相互配合的整体部署，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不仅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力量，也极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成为中国现代战争史上的重要篇章。
三大战役（2）
1948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战场发动决战，以改变全国军事局势。当时国民党军队虽有五十多万兵力，包括精锐新一军、新六军，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军心涣散、补给困难。东北解放军已发展至一百万人，装备优良、士气高昂，后方稳固。面对是否先打长春或先打锦州的抉择，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衡，认为应先夺取锦州——作为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其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打下锦州可切断国民党军队与关内的联系，将其封闭在东北，实现各个击破。尽管锦州距离解放军主力较远、补给线长，风险较高，但毛泽东认为只要决心坚定、准备充分，便可成功。1948年9月7日，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应集中主力进攻锦州至唐山一线，攻克锦州、榆关、唐山，歼敌约十八个旅，同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从长春、沈阳增援的敌军。此举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关键转折。
三大战役（3）
本文讲述了辽沈战役中三大战役之一的锦州战役的经过。国民党当局误判人民解放军意图，未及时增援锦州，也未制定周密防御。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迅速包围锦州，切断其退路。蒋介石于9月30日抵达北平，决定从关内抽调八个师海运至葫芦岛，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镜如指挥；同时从沈阳调派新一军、新六军等十二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率领，企图东西夹击，与范汉杰部会合，于锦州决战。蒋介石甚至表示不惜撤守烟台，调集多个师支援，以求军事胜利。然而，解放军将重心放在攻克锦州，毛泽东强调‘只要攻克锦州，就拥有主动权’。国民党东进兵团于10月10日猛攻塔山，该地是锦州必经之路。东北野战军在苏静带领下坚守塔山，经历五昼夜激战，虽部分阵地失守，但最终击退敌军，重创其有生力量，阻止了其增援行动，为后续攻占锦州奠定了基础。此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环，标志着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
三大战役（4）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进入关键阶段。廖耀湘率领的西进兵团原计划切断解放军南下补给线，但因行动迟缓错失战机。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三十一小时激战，攻克锦州，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人，俘虏范汉杰、卢浚泉等高级将领，切断了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为辽沈战役胜利奠定基础。范汉杰感叹："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中间折断了。"罗荣桓则指出此战具有高度冒险性，是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攻坚战。与此同时，长春守军由郑洞国指挥的新七军和六十军被围五个月，军心涣散。郑洞国曾试图突围，但因兵力不足、士气低落而失败。蒋介石先后两次空投亲笔信，命令其南撤，但郑洞国深知突围无望。关键时刻，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明确表示突围不可能，最终在10月19日决定起义，新七军也无力抵抗，于当日全军投降，长春宣告解放。锦州和长春的相继失守，标志着国民党在东北的防线彻底崩溃，辽沈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三大战役（5）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战役之一。廖耀湘率领的辽西兵团，作为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原计划东进打通锦葫交通，但因东进兵团在塔山受阻，被迫渡河进攻，却在锦州被解放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迅速北上，在黑山一带顽强阻击，切断其退路。廖兵团在运动中陷入混乱，弹粮匮乏，指挥系统被彻底破坏，最终在10月26日至28日的激战中被全歼，共歼敌十余万人。此战标志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在东北的主力被彻底消灭。随后，东北野战军于11月1日发起总攻，解放沈阳，歼敌十三万四千五百人，整个战役历时五十二天，共歼敌四十七万三千人。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在质量与数量上均已占优势，战争进程将大大缩短，预计一年内即可推翻国民党政权。辽沈战役结束后，淮海战役随即展开，标志着解放军由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开始以主力主动寻找敌人决战，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折。
三大战役（6）
本文主要讲述了淮海战役的背景与战略决策过程。徐州地处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四省交界，交通便利，是国民党军在华东的重要军事基地，集结了八十多万人，包括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人民解放军虽在数量上已占优势，但徐州地区国民党军仍占优。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军收缩防线，兵力集中，处境孤立。粟裕认为应在长江以北决战，且以徐蚌地区为最有利，因地形开阔、群众基础好、可依托老根据地并利用蒋桂矛盾，集中兵力打击徐州集团。他于1948年9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次日获批准。最初计划为‘小淮海’，即先攻占两淮及海州，打通苏北战场，后经中共中央军委调整，明确第一阶段目标为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沿线，标志着淮海战役正式成为南线战略决战的关键部署。
三大战役（7）
本文讲述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主要经过。国民党方面误判解放军意图，认为其将进攻徐州，实际目标是先歼灭黄百韬兵团。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从山东南下，于郯城打响战斗，迅速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黄百韬兵团因等待部队西撤延误行动，且运河仅有一座铁桥，十万人挤渡导致行动迟缓。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围困于碾庄地区。国民党紧急派邱清泉、李弥两兵团16万人东进解围，但遭重兵阻击，十一天内仅前进不足二十公里。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五个军十二万人被全歼，这是对南线国民党军队的重大打击。战后，粟裕提出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应乘胜扩大战果，将作战目标从两淮地区转向徐州及其周围，力求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这一战略建议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标志着淮海战役从‘小淮海’升级为‘大淮海’，战略重心转向徐州，为后续解放全中国奠定基础。
三大战役（8）
本文讲述了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主要作战过程。1948年11月，为实现战略目标，中原野战军在攻克宿县后，切断了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段，使国民党军刘峙集团陷入孤立，标志着战役从徐东会战发展为南线决战。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实现两大野战军首次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力量大幅提升。第二阶段作战目标锁定国民党精锐黄维兵团，该兵团拥有美械装备、战斗力强，但因长途奔袭、道路艰险行动迟缓。在黄百韬兵团被歼后，解放军士气高涨。11月23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建议歼灭黄维，认为其疲惫且脱离后方，时机有利。军委迅速批准，明确由刘陈邓临机决断。11月23日起，解放军主力对黄维兵团展开攻击，黄维退守双堆集，采取环形防御，甚至用汽车装土筑成防线，以攻为守。至11月25日，中原解放军完成合围，黄维兵团陷入绝境，战役进入关键转折点，为最终取得淮海战役胜利奠定基础。
三大战役（9）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形势严峻，国民党为挽救黄维兵团，实行南北对进：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兵团南下，刘峙率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上接应。粟裕指挥解放军采取灵活战术，决定先歼灭黄维兵团，北面阻击杜聿明，南面防范李、刘兵团。陈毅致电粟裕，明确部署‘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的作战思路。黄维兵团被围于双堆集，解放军采用掘壕前进、近迫作业战术，利用夜暗和炮火配合发起冲锋，有效抵消其火力优势。国民党军因兵力不足、士气低落、伤亡无法补充，战斗力严重削弱。12月4日，解放军将杜聿明集团合围于陈官庄；12月6日全歼孙元良兵团，仅其化装逃脱，杜聿明被‘夹’住，战局趋于稳定。至此，解放军掌握主动，全战役胜利已成定局。
三大战役（10）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历时66天，从1948年11月6日持续至1949年1月10日。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围歼黄维兵团，黄维兵团在解放军的持续打击下防御崩溃，最终被全歼；第二阶段围困杜聿明集团，国民党军被压缩在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因饥饿、严寒和物资匮乏，士气低落，大量士兵投降，解放军实施政治攻势，至1月5日已有万余人投诚；第三阶段发动总攻，华东野战军在稳定华北局势后，于1月6日发起总攻，歼灭杜聿明集团，俘虏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彻底消灭国民党南线主力。此战共歼灭国民党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总计55.5万人，包括第五军、第十八军等精锐部队。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精锐尽失，华北、华东、中原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迅速南下至长江北岸，南京暴露于解放军面前，国民党统治已全面崩溃。
三大战役（11）
本文主要讲述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背景、过程及胜利原因。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以八十万兵力对抗国民党六十万军队，在兵力和装备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毛泽东称赞此战‘好比一锅夹生饭，被一口一口吃下去’，并强调民众支持是关键。战役期间，共有五百四十三万人次民工参与，运送弹药和粮食达数千万斤，陈毅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凸显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后，东北野战军与华北军区部队发动平津战役。国民党方面由傅作义指挥六十多万军队，部署在北平、天津等重点区域，形成‘一字长蛇阵’，意图固守华北。但解放军兵力达一百万，士气高昂，迅速入关，出乎国民党意料。解放军旨在趁国民党军未决撤退之际，将其就地歼灭，阻止傅系部队西逃、蒋系部队东撤，从而瓦解其华北防线。周恩来电报指出，此举可便利东北部队入关，加速国民党统治崩溃，确保江南防线无法建立。两场战役共同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在战略部署、群众支持和士气上的优势，是解放战争中决定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战役（12）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的一场关键战役。面对国民党军队布下的‘一字长蛇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采取‘先西后东’的战略，由华北解放军和东北野战军协同作战。毛泽东指示先不立即攻打张家口、新保安等要地，而是通过‘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策略，吸引敌军增援，牵制其主力，使其陷入被动。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迅速进入冀东，切断敌军联系。傅作义为救援张家口，紧急调动第三十五军增援，结果在新保安被华北第二兵团杨得志部围歼，损失一万九千余人。同时，华北第三兵团解放张家口，歼敌五万四千余人，彻底切断傅作义西撤绥远的通道。在东线，东北解放军完成对天津、塘沽的包围。至此，傅作义陷入孤立无援、欲撤不能的绝境，平津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13）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之一，持续64天，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战役采取‘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策略，先攻克西面的张家口、新保安，随后于1948年1月14日发起对天津的总攻，经过29小时激战，全歼守军13万余人，解放天津。与此同时，中共通过政治争取，与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展开谈判。傅作义之女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平津指挥部能及时掌握其动向，增强了谈判优势。1949年2月20日，傅作义接受解放军条件，命令20多万军队陆续出城改编。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此事殊出意外’。2月3日，解放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北平作为文化古都完整保存，未遭战火破坏。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使北平免于战火。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基本摧毁其主力，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大局已定。
镇压反革命（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运动是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列的‘三大运动’之一。其必要性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民党时期遗留的恶霸势力欺压百姓，破坏社会安定；二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和仇视新中国的反动分子趁机破坏，如烧毁设施、杀害干部，1950年全国四万余人被害；三是旧社会秘密团体如‘一贯道’等继续活动，威胁社会秩序。然而，部分地方存在‘宽大无边’的偏向，干部因骄傲轻敌或担心引发恐慌而放松警惕，导致民众不满，甚至出现‘政府睡着了’‘姑息养奸’等批评。彭真在报告中指出，人民强烈要求坚决打击反革命，以维护社会治安和政权合法性。因此，镇压反革命成为保障社会改革顺利推进、恢复民心的重要举措。
镇压反革命（2）
本文主要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该运动旨在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和会道门等反革命分子，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政权的稳定。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为运动提供法律依据，政策核心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立功者受奖’。运动坚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原则，尤其强调‘打得准’，防止错捕错杀，避免草率从事。群众广泛参与，通过控诉、检举和自动捕捉揭发反革命分子，形成强大社会力量。运动后期转入‘谨慎收缩’阶段，严格控制捕杀权限，对死罪犯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最终，运动基本结束，有效打击了潜伏的反动势力，稳定了社会秩序，教育和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1）
1951年底，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和‘五反’运动。‘三反’运动针对国家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五反’运动则针对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这场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与思想整顿，旨在纠正执政党内部和经济领域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运动源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检查，随着对贪污浪费问题的揭露，中共中央认识到必须开展群众性民主运动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1951年11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报告了大量贪污蜕化案例，毛泽东在批语中首次明确提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开展‘三反’斗争，标志着‘三反’运动正式在全国展开。这场运动不仅是一次经济整顿，更是一次触及社会各层面的‘移风易俗’大扫除，体现了新中国在执政初期对廉洁政治和经济秩序建设的高度重视。
“三反”、“五反”运动（2）
本文主要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反’运动的背景、过程及深远影响。运动始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曝光，两人利用职权盗用公款、腐化堕落，严重违反党纪国法。华北局上报后，毛泽东强调其地位高、影响大，必须处决以警示全党，最终两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此案在全国引发强烈震动，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大事，必须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开展斗争。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全面部署‘三反’运动，要求各级机关限期开展清理，对进展缓慢的单位点名批评。毛泽东在新年团拜上号召全国开展大规模斗争，彻底清除旧社会遗留的腐败污毒。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共有383万余人参与运动，虽初期出现分配任务不公、逼供信等偏差，但很快得到纠正。这场运动不仅打击了腐败分子，也强化了党的纪律，为后续整顿党风、党纪奠定了基础。
“三反”、“五反”运动（3）
本文主要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三反’和‘五反’运动。‘三反’运动旨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通过揭露干部贪腐行为，提高了社会对腐败的警惕，挽救了大批干部，净化了社会风气，对中共执政具有重要警示意义。邓小平指出，该运动时机成熟，早做不行，迟做更不行。‘五反’运动由此展开，针对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进行打击。在治淮工程和抗美援朝物资运输中，发现大量偷工减料、使用劣质材料、制造变质伪劣药品等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甚至导致志愿军战士致残或死亡，引发强烈公愤。毛泽东在批语中强调要在全国重点城市如天津、上海等地发动‘五反’斗争，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对人民政权的腐蚀。天津工商界积极响应，四天内检举案件达六千一百十五件，提出‘行贿者应与受贿者同等处理’，体现民族资产阶级主动参与、维护国家利益的主人翁态度。这场运动不仅打击了不法行为，也加强了国家政权的稳定性，是新中国初期整顿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举措。
“三反”、“五反”运动（4）
195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开展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三反’运动。上海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运动迅速展开，社会反响强烈，部分资本家中出现自杀事件。为指导运动，中央派薄一波赴上海、罗瑞卿赴广州。周恩来在审定电报时批评武汉对大工商业户打击过重，强调要公正处理。他将上海部分最大民族工商业者定为守法户，并以荣毅仁为例说明：尽管其违法问题存在，但其对国家负担巨大，违法比例极小，主张‘办事要公道’。薄一波与陈毅经讨论，建议将荣毅仁划为‘基本守法户’，后经周恩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此举成为全国的标杆，对推动‘五反’运动中的公平处理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5）
本文主要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反’‘五反’运动中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处理情况。运动期间，针对部分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进行整顿，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区分了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及严重违法等不同类别。例如，刘靖基、郭棣活、刘鸿生等知名民族资本家虽有不同表现，但最终均被认定为守法或基本守法户，体现了政策的宽大与公正。运动后期，政务院发布指示，纠正偏差，允许申诉和复查，保护了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最终，守法户占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仅占1%。这一政策有效稳定了95%的私营工商业者，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推动了工商业调整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五反’运动不仅清除了旧社会的不良风气，树立了新道德风尚，还通过工人监督、违法所得转为公股等方式，促进了公私合营和劳资关系变革，为后续大规模经济建设及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了重要基础。
炮打金门和西藏平叛（1）
本文主要讲述了1958年‘炮打金门’事件的背景与经过。在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之际，台湾当局在蒋介石领导下，持续推行独裁统治，颁布《戡乱法》，制造政治迫害，并提出‘反攻大陆’的口号，企图以台湾为基地实现复国。美国政府大力支持台湾，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并加强军事介入，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团至金门，进一步加剧两岸紧张局势。与此同时，新中国在万隆会议后积极主张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提出‘爱国一家’政策，欢迎台湾爱国人士参与谈判。然而，蒋介石方面以出版《苏俄在中国》一书作为回应，公开拒绝和平谈判，关闭了对话大门。1958年，美国进一步插手台湾事务，中美关系出现波动，两岸关系进入高度紧张阶段，‘炮打金门’事件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反映出当时国际格局与两岸政治对抗的复杂性。
炮打金门和西藏平叛（2）
1958年，蒋介石错误判断大陆形势，认为反攻大陆时机成熟，尤其在匈牙利革命和大陆学生反共行动后，更加坚信可乘机反攻。他于8月20日抵达金门，向驻军强调‘复仇雪耻’，并宣称金门部队需打第一次胜仗，激发了驻军士气。此时金门、马祖驻军已达十万人，台湾海峡局势高度紧张。蒋介石虽受美国影响，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美国推动‘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分裂图谋，表现出对国家统一的坚定立场。为回应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实施‘炮打金门’战略。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发起大规模炮击，持续两小时，发射近三万发炮弹，击毙击伤国民党官兵六百多人，两名美军顾问丧生，军用设施和通信系统严重受损。此次行动使美国和蒋介石陷入混乱，无法判断解放军真实意图，标志着两岸关系进入新阶段，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炮打金门和西藏平叛（3）
1958年，为缓解美蒋矛盾、争取台湾回归，中共中央调整对金门作战方针，提出‘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方昼夜惊慌。为扩大谈判空间，决定自10月6日起暂停炮击七天，允许金门驻军自由运输，但须无美军护航。同时，《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彭德怀起草的《告台湾同胞》，强调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反对美台军事协定，主张以谈判解决争端，呼吁和平统一。10月13日，毛泽东会见香港作家曹聚仁，提出‘一纲四目’政策：‘一纲’是台湾回归祖国后，其他问题由蒋介石与陈诚协商处理；‘四目’包括军政大权由蒋方全权处理、中央承担财政缺口、社会改革缓行、双方互不派特务破坏团结。这一政策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国两制’思想的重要基础，体现了和平统一、尊重现状、逐步推进的方针。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
本文节选自对‘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回顾，描述了1966年中国经济的繁荣景象。文章指出，1966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国民经济在经历五年调整后迅速恢复并增长，工业和农业各项指标均创下建国以来新高，如工业总产值、钢、煤、原油、发电量、化肥等均实现显著增长，农业生产也表现出强劲势头。然而，正当人们为经济复苏而欢欣鼓舞时，‘文化大革命’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持续十年，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文章引用官方文献，强调这场政治运动的性质，并为后续历史反思奠定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
本文主要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背景、过程及其影响。指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依靠群众，实则脱离党与群众，导致党群关系破裂，各级组织瘫痪，领导干部遭批判，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受到冲击。初期多数人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参与运动，但随着认识深化，逐渐产生怀疑、观望甚至抵制态度，部分人因此遭受打击。历史认定这场运动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尽管如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保存，工人、农民、解放军和广大干部在极端困难中坚持工作，国民经济虽受重创但仍取得一定进展，粮食生产稳定，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安全，对外关系也取得突破。文章强调，这些成就并非‘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若没有这场动乱，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进展。此外，文章分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他希望在中国建立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借鉴苏联教训，提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构想，强调集体化、工农商学兵融合等超越现实的设想。尽管这些构想带有空想色彩，但对持不同意见者视为阶级斗争，导致矛盾激化，最终引发全国性动乱。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3）
本文主要讲述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深刻担忧。他担心中国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即所谓‘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他重点关注三大问题：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分歧，尤其是农村‘包产到户’被视作脱离社会主义的危险信号；二是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认为管理人员若不深入基层、与工人‘三同’，将与工人阶级处于尖锐对立，最终可能被推翻；三是文化教育领域仍存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文艺界脱离工农兵，甚至滑向修正主义边缘。毛泽东在阅读陈正人致薄一波的信后，明确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强调必须防止干部蜕化变质。他认为‘四清’运动中暴露的问题具有普遍性，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然而，中央一线领导人及地方干部对此缺乏足够重视，使毛泽东感到不满。这一时期，他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重点定为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映出其对阶级斗争的极端化判断和对现实政治走向的深切忧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4）
该文本内容主要记录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他担忧中国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上层领导层出现修正主义，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修正主义’比基层问题更危险、更易导致‘改变颜色’。他提出‘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观点，强调必须首先解决当权派的问题，才能逐步整顿基层。毛泽东多次表达对接班人问题的焦虑，认为接班人可能是伯恩斯坦、考茨基或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此必须未雨绸缪，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他强调自己虽年事已高，但仍有责任在有生之年‘整一整’可能的反革命复辟，将‘两个可能’——反革命专政或复辟——置于首位，以保持警惕。这些言论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党和国家未来走向的深刻思考。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5）
本文主要阐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与思想动因。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严重的‘黑暗面’，尤其是在劳动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他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这些问题，实现一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他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观点，认为即使造成混乱也值得，以防止党和国家被‘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所侵蚀。文章指出，将‘文化大革命’归因于权力斗争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当时并无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且若仅打倒个别干部无需发动群众运动。毛泽东的两个严重错误在于：一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作出极端夸大和错误估计，混淆了敌我界限；二是将正常矛盾视为阶级斗争，误判党中央已出现修正主义，导致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严重误读。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6）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起因、过程及其严重后果。文章指出，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为纲’，认为通过激烈阶级斗争可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问题，主张‘放手发动群众’，甚至提出‘放任自流’，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这种错误思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由于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制度的破坏，党的权力过度集中，重要领导人批评声音被压制。毛泽东重用林彪、江青等人，使他们得以打着‘革命’旗号推行极端‘左’倾政策，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面，引发全国性政治动乱，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十年间，中国社会陷入混乱，经济文化发展严重滞后，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文章强调，这一历史事件是极其沉痛的教训，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用极端阶级斗争方式解决社会矛盾，否则将导致‘天下大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7）
本文主要讲述了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背景、内容及其引发的政治风波。该文在江青指使下撰写，经毛泽东批准后发表于《文汇报》，公开批判历史学家吴晗，将《海瑞罢官》定性为‘阶级斗争’的产物，指责其鼓吹‘退田’‘平冤狱’，并关联到1961年‘单干风’‘翻案风’，进而诬陷其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反映。这一批判引发广泛争议，吴晗反驳称自己无法预见当时政治风向，而戚本禹则进一步将批判指向庐山会议中彭德怀被‘罢官’，但这些说法均被批评为牵强附会。面对舆论压力，彭真在1966年2月提出《二月提纲》，主张学术讨论应与政治问题分开，强调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反对公开点名批判，呼吁保留不同意见、继续讨论。该提纲试图遏制政治化批判的蔓延，但最终未能阻止后续政治运动的升级。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8）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关键政治事件。1966年，与‘二月提纲’相对立，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座谈会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指责建国以来文艺界被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控制，毛泽东在审阅后加注‘还会有将来黑线，还得再斗争’，该文件经中共中央转发，引发全党对文化领域的激烈批判，为后续政治运动埋下伏笔。同年5月，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公开批判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人，指出其背后有‘指使’和‘支持’，并号召‘踏倒他们’，制造了紧张的政治氛围。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和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相继召开，进一步批判彭真、罗瑞卿等高层领导人，通过《五一六通知》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这些事件反映出当时党内高层在思想路线上的严重分歧，以及政治斗争迅速升级的态势，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批判和运动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9）
该文本出自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会议记录与相关讲话，主要内容是毛泽东和林彪等人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极端判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提出，党内、政府、军队及文化界已混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将夺取政权，甚至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睡在我们身旁’，并强调必须批判和清除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严重混淆了敌我关系，制造了紧张氛围。林彪在讲话中进一步渲染‘反革命政变’的危险，声称存在‘杀人、篡权、复辟’的威胁，列举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掌握实权，鼓吹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加剧了政治恐慌。会议最终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启动。文本反映出当时领导层对政治形势的严重误判，个人崇拜和集体决策机制的瓦解，为后续政治运动埋下伏笔。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0）
1966年6月，毛泽东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撰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该大字报由康生等人指使，主张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揭露所谓‘牛鬼蛇神’，并强调要‘轰轰烈烈、义愤声讨’。毛泽东认为此举可打破原有秩序，推动群众运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该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配发王力、关锋撰写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加注称‘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应坚持抵制’，使各级党委失去权威，群众运动迅速蔓延。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响应，贴出大量批判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入瘫痪，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群众斗争，‘文化大革命’由此全面展开，形成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浪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1）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八条指示，旨在规范运动秩序，如限制大字报张贴范围、禁止游行上街、禁止打人污蔑等，但与毛泽东设想相悖。同日，中央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并向各大中学校派遣工作组。工作组进入后仍难以控制局面，6月18日，北大学生设立‘打鬼台’，多人被揪斗，出现殴打、侮辱女性等恶劣行为。张承先查明其中四人行为恶劣，包括原国民党上尉刘佳宾和无业人员修治才。当晚，工作组召开广播大会，规定批斗须经批准，建立纠察队，并禁止外校人员在北大揪斗。6月20日，刘少奇将北大简报批转全国，肯定其处理方式，要求各地参照执行。此后，北京多所高校出现反对工作组的浪潮，如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发生‘六二○’事件，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在大字报中提出‘夺权’，并组织批判工作组，被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行为。6月26日，清华师生举行‘拥护工作组’示威游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抓游鱼，反干扰’口号，试图稳定局势。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2）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运动性质和策略的思考。毛泽东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紧要关头，必须通过‘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主张发动群众、打倒右派和‘牛鬼蛇神’，即使造成秩序混乱也在所不惜。他批评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主张撤销工作组，由革命师生自行成立革命委员会，推动群众自发革命。他强调‘革命就是造反’，认为不造反就是修正主义。同时，文中提到红卫兵最初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兴起，通过张贴大字报宣传造反精神，号召打破‘人情’和‘全面’等旧观念，掀起大规模的革命斗争，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基层迅速蔓延。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3）
1966年7月31日，毛泽东收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寄来的两张大字报，回信支持他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虽未送出，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后迅速传播，推动全国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迅速兴起。毛泽东认为，通过发动青年学生参与斗争，可让他们亲身体验政治斗争的严重性，将经验传承给后代，以阻断‘和平演变’的可能。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日至12日）上，毛泽东公开批评中央部分领导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暗指刘少奇等人偏离革命方向，提出存在‘反动司令部’。此举标志着毛泽东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转而支持林彪，因其年轻且主张‘突出政治’，与毛泽东理念一致。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林彪排第二，刘少奇降至第八，副主席职务也仅保留林彪，实质上确立了林彪的领导地位，开启了‘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的新阶段。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4）
本文主要内容是关于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背景与影响。该决定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场触及灵魂的社会主义革命，旨在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文艺和上层建筑，并强调‘敢’字当头，发动群众，通过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让群众自我教育、批判错误。同日，林彪提出要掀起轰轰烈烈的政治风暴，罢、升、保一批官员，为运动铺路。全会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标志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开始。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庆祝大会，毛泽东首次穿绿军装出席，红卫兵大规模参与，场面空前热烈，个人崇拜进一步强化。大会后，红卫兵走出校园，开展‘破四旧’运动，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猛烈批判，将‘革命造反’扩展至全社会，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的重要转折点。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5）
本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及其带来的社会动荡。红卫兵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在进行‘革命行动’，但政治幼稚、缺乏法制观念，导致出现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发布通令更改地名、商店名，强行剪发，冲击居民住宅，甚至发生暴力致死事件。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因人格侮辱自杀，大量人员被遣送回乡，党政机关遭猛烈冲击，负责人被揪斗、毒打。毛泽东虽强调‘文斗、不武斗’，并主张‘不干涉、放任自流’，相信多数人是好人，但这种放任导致极端行为愈演愈烈。八月下旬起，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兴起，北京学生奔赴各地，各地学生也涌入北京‘取经’，至八月三十日达十四万人。毛泽东多次接见红卫兵，共八次接见，累计达一千一百万人次。大串连迅速扩大了运动影响，全国各级党政机关被围攻、冲击，大量负责人被迫检讨、遭揪斗，社会秩序陷入瘫痪与混乱，国家陷入无序状态。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6）
本文主要叙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为推进运动而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与过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高中级干部对红卫兵过激行动产生强烈不满，群众中出现两派对立，运动进展受阻。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决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红旗》杂志在国庆期间发表社论，指出若继续压制群众、挑动斗争，就是对抗‘十六条’，强调批判该路线是正确开展‘斗批改’的关键。社论虽未明确定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将其主要表现定为‘压制群众’，导致该概念被广泛滥用，任何过激行为都被视为‘顽固坚持反动路线’，从而引发对干部的无端批判、关押甚至迫害，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提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观点，全盘肯定群众自发性，为‘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理论支持，助长了混乱。与此同时，红卫兵对党政机关的打砸抢行为加剧，干部普遍遭受批斗和游街，造反派队伍迅速扩大，成员复杂，社会秩序彻底失控，各级干部对运动产生更深的抵触情绪。整体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失控、思想混乱、权力失控的严重局面。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7）
本文主要叙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中国国民经济在极端混乱局面下的运行状况。毛泽东认为原有党政机关难以实现其革命目标，开始酝酿‘全面夺权’。此时，经济领导机构瘫痪，红卫兵大串连严重干扰运输和生产，企业两派对立，生产停滞。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但林彪、江青等人只重政治运动，忽视经济管理。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坚持经济工作，努力稳定生产，防止经济全面崩溃。他主持制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要求加强生产指挥、限制红卫兵串连、保障秋收秋种。周恩来多次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指出生产不能停，否则人民将无粮可食，革命也无从谈起。胡乔木评价国务院在混乱中维持了经济运转，是‘小岛’般的稳定支柱。尽管政治环境恶劣，但得益于周恩来等人的坚持和广大劳动者努力，1966年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及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实现增长，经济未完全崩溃，为后续局势提供了基础支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8）
1967年，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社会动荡加剧，局势转向‘全面夺权’。年初，《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宣布1967年将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牛鬼蛇神’进行总攻击。这一信号引发广泛震动。上海成为‘夺权’的起点。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突破中央规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并强行赴京请愿，卧轨拦车，导致沪宁铁路中断，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擅自承认其合法性。随后，工总司与‘赤卫队’爆发全国首起大规模武斗，攻击矛头直指上海市委。12月18日，原市委写作组在张春桥指使下成立‘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召开‘炮打上海市委大会’，公开批斗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人。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返回上海，次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相继接管报社。1月6日，工总司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布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导致市委、市政府机构停摆，实际权力被造反派掌握，尤其是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控制了上海的政局。这一事件标志着‘全面夺权’从局部走向全国，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更激烈、更混乱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19）
1967年1月，毛泽东肯定了《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行动，称其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并强调支持‘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问题，认为上海革命力量联合将带来全国希望。这一观点被《人民日报》编者按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转载，进一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夺权风潮。中共中央、国务院等联合发表贺电，赞扬上海造反派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并将其视为全国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随后，山西、贵州、山东、黑龙江等地相继出现造反派夺权活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予以支持，导致全国局势迅速失控，社会动荡加剧，造反派队伍日益复杂，许多不满现状的个人和群体加入，整个社会陷入严重混乱。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0）
本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夺权’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的混乱局面。原本毛泽东期望通过运动分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大联合’和‘天下大治’，但实际发展却走向‘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极端，各地造反派组织形成山头林立、权力争夺的局面，出现武斗、抢夺档案、排斥打压等乱象。许多组织以‘革命群众’自居，却为所欲为，导致党政机关和公检法部门基本失能，工矿停产、交通瘫痪，国民经济严重恶化。大批领导干部被错误定性为‘走资派’、‘黑帮’等，遭受批斗、人身摧残，甚至被害身亡，如卫恒、阎红彦、张霖之、陶勇等。毛泽东本人虽意识到局势失控，但未改变其指导思想，仍试图通过具体措施补救。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唯一能稳定局势的力量。中央发布通知禁止冲击军队机关，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推行‘三支两军’政策：军队支援地方、支左、支工、支农，对重要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到1967年二月中旬全国已有六千九百多个单位实行军管，以恢复社会秩序。这一系列措施反映出当时政治动荡下，国家治理陷入危机，而军队在关键时刻承担起维稳职能。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1）
本文记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背景与问题。在社会极度混乱的背景下，军队承担了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生产与生活，但因指导思想错误、指战员缺乏经验、地方工作瞎指挥，以及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导致工作出现严重偏差和消极后果。随着一月‘夺权’风暴蔓延，多数党政军高级干部遭到打击，一批中央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提出强烈不满，尤其集中在三个核心问题：是否需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否应全部被打倒、军队是否应保持稳定。在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叶剑英、徐向前等坚决反对军队搞‘四大’，并拍桌表态，事件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2月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老干部公开批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人推行的错误路线，指出其否定党的领导、大规模打击老干部、歪曲‘两条路线斗争’等问题，强调延安整风和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反对派是修正主义者。周恩来也质问康生未向领导层展示《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该事件被称为‘大闹怀仁堂’。这些事件反映了当时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线的清醒认识和坚决抵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表达强烈不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2）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二月逆流’事件的经过及其对政治局势的影响。1967年2月，陈毅在中南海接见留学生时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强调只有少数领导人是干净的，表达对运动失控的担忧，引发毛泽东不满。随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向毛泽东汇报‘大闹怀仁堂’事件，其中涉及对延安整风的评价，激怒了毛泽东。2月19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进行批评生活会，此事被称为‘二月逆流’。在江青等人指使下，造反派煽动反对‘资产阶级复辟逆流’，无政府主义思潮蔓延，中央政治局活动停止，实际权力转由中央文革碰头会掌控。四月底，毛泽东同意让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朱德、陈云等人在‘五一’节天安门检阅时登城楼，改善其处境，但毛泽东仍对他们的态度不满。随着运动发展，各地派性武斗加剧，恶性事件频发，局势失控。五月，毛泽东在与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中坦言，原以为能控制局势，但现实显示阶级斗争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各阶级势力仍顽强存在，中央已无法强行‘捏合’，只能‘促’而不‘捏’，‘拔苗助长’行不通。这一段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局势的误判，以及运动失控后不可逆转的现实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3）
本文摘录自《文化大革命》相关历史资料，主要讲述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运动发展偏离预期的反思。毛泽东原本希望在‘一月风暴’后推动‘大联合’，实现军队、干部与群众‘三结合’，并计划在知识分子中培养接班人，但实际发展远不如预期。随着运动深入，派系斗争加剧，武斗频发，各地群众组织相互对立，军队介入后陷入两难境地，难以支持任何一方。六月起，武斗升级，多地出现抢夺武器、流血事件，交通瘫痪，生产下降。七月武汉发生‘七二○事件’，‘百万雄师’群众组织冲击东湖宾馆，打伤王力，引发中央高层强烈反应。林彪、江青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兵变’，并指责军方领导人陈再道为‘罪魁祸首’，提出‘打倒军内走资派’，进一步激化矛盾。同时，江青公开支持‘文攻武卫’口号，导致全国武斗进一步升级，多地出现使用重武器、伤亡惨重的暴力冲突。这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已严重脱离毛泽东最初设想，走向失控与极端化。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4）
本文记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等极端事件的爆发及中共中央如何应对局势的过程。1966年8月，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口号，王力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导致外交部被冲击，外事口造反派还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发严重涉外危机。周恩来指出，部分坏人利用群众运动分裂组织、破坏外交关系，必须加以制止。8月25日，周恩来单独会见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将王力的讲话记录交其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经过思考，认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分子，下令杨成武向周恩来报告，并指示将王、关先行隔离审查，戚本禹随后也遭同样处理。此举遏制了当时日益失控的混乱局面。毛泽东结束南方之行后，于10月发布《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肯定群众运动的广泛发动，但强调‘大联合’和‘正确对待干部’是解决混乱的关键，提出工人阶级内部无根本利害冲突，应实现革命大联合，以稳定局势。这一系列行动反映出毛泽东在极端动荡中试图通过整顿和引导，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5）
本文主要内容是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对干部问题和革命理论的阐述。文中指出，正确对待干部是实现革命三结合、巩固大联合的关键，强调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犯错误的应通过‘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式教育改正，反对武斗，主张允许干部犯错并改正。同时，文章提到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形势总体向好，混乱为支流。为理论化‘文化大革命’，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斗私、批修’为纲领。该理论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但后人指出，这一理论是错误的，不仅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破坏了党和国家秩序，使社会阴暗面加剧，成为‘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6）
1968年，随着各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军队干部重新参与管理，社会秩序逐步恢复，但全国仍存在严重动荡。铁路运输遭武装抢劫，桥梁被炸，通讯中断，周恩来上报毛泽东，指出破坏行为已超出派性，属反革命，毛泽东批示同意并强调必须专政。同年发生‘杨、余、傅事件’，林彪与江青联手将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打倒，黄永胜接任总参谋长，建立由其主持的军委办事组，使林彪得以掌控军委。毛泽东事后自责，承认自己听信一面之词，犯了错误。尽管试图通过‘三结合’实现大联合，但各地大规模武斗持续甚至加剧，毛泽东误判其背后有国民党残余势力操纵，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延续，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无产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导致打击面进一步扩大，涉及大量解放前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群，造成社会动荡加剧。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7）
本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开展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1968年5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知，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尽管中央多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严禁逼供信，但实际中却出现大量冤假错案，许多人被任意扣押、侮辱、逼供，甚至非正常死亡，造成严重社会伤害。与此同时，各地武斗持续升级，尤其广西和陕西情况严重：广西有人破坏铁路、冲击军机关、抢夺武器，柳州甚至抢走一千八百万发子弹；陕西则出现专业武斗队，实施抢劫、纵火、破坏交通、冲击解放军等行为。面对严重局势，中共中央于7月3日发布‘七三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交还武器和物资、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武斗仍未停止，7月2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七二四布告’，进一步明确要求全面执行前一布告，彻底停止武斗，恢复社会秩序，并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这一系列布告反映出当时政治高压和派性斗争的激烈程度，也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中政策执行严重偏离初衷，造成广泛社会灾难的深层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8）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高校造反派组织在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全国范围内串联、设立联络站，煽动武斗，引发多地严重冲突。毛泽东为遏制局势，直接约谈北京高校造反派头头，发出严厉警告。重点描述了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蒯大富的极端行为：他下令组织武斗，使用偷袭、强攻、火攻手段，导致学生卞雨林、许恭生、段洪水死亡；并下令封锁科学馆，造成朱育生、杨志军被枪杀；还策划制造和运输枪支弹药。1968年7月27日，‘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制止武斗并收缴武器，蒯大富等人拒绝配合，策划‘抵抗还击’，在静斋楼道拔枪威胁工人，并组织武装袭击宣传队员，导致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五人被杀，七百三十一人受伤。事件最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反映出当时派性武斗的严重暴力与混乱，也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中权力滥用和群众受害的深刻教训。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29）
本文记录了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与聂元梓、蒯大富等‘工人宣传队’代表的谈话内容。毛泽东严厉批评他们脱离群众、制造武斗、破坏社会秩序，强调必须用工人阶级力量干预，防止‘土匪’式行为，指出若不改正将采取严厉措施。江青在场感到尴尬，承认对韩爱晶等人有宠溺之过。谈话后，北京多所高校停止武斗，工人宣传队进驻高校，到八月底全国五十九所高校均被进驻。8月19日，毛泽东判断‘斗、批、改’阶段基本完成，提出九月或十月召开全会，推动全国政治整顿。此后，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等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全国29个省区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9月7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宣称全国除台湾外已实现革命委员会全覆盖，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认为这是建立新秩序的关键进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30）
本文记录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主要内容。会议出席人数严重不足，中央委员仅50人，候补委员仅9人，反映出会议的不正常性。会议为中共九大做准备，核心议题是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并批准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存在错误，主要责任在中央和自己，但强调其成绩是主要的，指出这场革命比解放战争更复杂，需逐步解决思想与阶级矛盾。会议最终通过《公报》，正式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认为其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必要性。林彪在会上将‘二月逆流’定性为严重反党事件，试图打击老一辈领导人，但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表示这些不同意见是党内正常现象，应允许公开讨论。整体上，会议以官方名义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政治依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31）
本文主要叙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的不实指控和迫害过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虽被剥夺领导职务，但毛泽东曾表示对其不应全盘否定。然而，1967年专案组在江青直接控制下，采用刑讯逼供、伪造证据等手段，将刘少奇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丁觉群、孟用潜等曾被逼供并申明材料为虚构，但其更正内容被扣压不予上报。1968年12中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专案组报告，宣布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且无权申辩。刘少奇在1969年含冤病逝，年仅71岁，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文中还提到，同期发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等社会现象，旨在推动青年与工农结合，但整体背景是政治动荡、民主法治严重受损。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32）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与过程。由于高校停课、招生停止，以及国民经济衰退、就业困难，1966至1968年三年间约有1100万高初中毕业生（即‘老三届’）无法升学或就业，形成严重社会问题。最初，部分北京学生自发倡议前往农村参加劳动，以‘继续革命’为目标。1968年，随着毕业生加入待分配行列，上山下乡逐渐由自发活动发展为国家统一部署的全国性运动。甘肃会宁等地出现城镇居民前往农村落户的先例，知识青年如王庆一、王秀兰表示愿到农村劳动、改造思想。《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发表毛泽东语录，号召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各地积极响应。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迅速扩展，全国掀起巨大浪潮，当年就有267万多人下乡，整个‘文革’期间累计达1600多万人。这一运动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下，推动青年到边疆、山区等艰苦地区插队或加入生产建设兵团，接受锻炼，为农村建设作出贡献。‘文革’结束后，许多青年成长为各领域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33）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五七干校’的设立背景、发展过程及其社会影响。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运动具有强制性，导致大量知识青年中断学业，造成人才断层，且部分地方出现残害知青和‘走后门’现象，引发社会不满。为落实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实现机关革命化的主张，1968年黑龙江省在庆安县设立‘五七干校’，首批学员达五百余人，从事农业生产并开办小型工厂。《人民日报》报道指出，下放劳动使干部实现从‘官’到‘民’的转变，真正触及灵魂。此后，中央各部委和各地纷纷建立‘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至农村或工厂，从事数年体力劳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集中了众多文化名人，如冯雪峰、沈从文、张天翼等，他们在此生活三年多，参与水稻种植等劳动。这一政策虽旨在整顿机关作风、推动干部革命化，但实际执行中造成大量人才流失、社会风气恶化，对国家发展造成深远负面影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34）
本文主要论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大量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导致他们生活困难、身体无法适应劳动，子女失去城市学习机会，专业经验无法发挥，严重削弱了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同时，1967年和1968年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工业、钢产量、原煤等关键指标显著下滑，农业虽有微增但整体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管理机构瘫痪，原有政策被废除，企业管理混乱，交通和煤炭供应不足，企业停工停产，劳动力流失，社会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文章指出，这种做法不仅不恰当，也难以持久，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35）
本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维护国民经济稳定的工作历程。面对‘文化大革命’引发的混乱，周恩来投入大量精力应对‘救火’局面，重点抢救干部和档案，劝阻红卫兵过激行为。从1968年起，他逐省制止武斗，推动建立革命委员会，恢复社会秩序，帮助老干部重返领导岗位。在经济工作方面，他仅依靠少数助手（李先念、余秋里）开展工作，面对财政收入大幅下滑、人才匮乏、物资短缺等困境，仍坚持指挥调度。为加强经济管理，国务院成立生产组，由余秋里负责，统筹全国经济运行，保障重点城市和大企业运转。在煤炭、电力紧张时，果断调整运输路线，确保关键地区供应。同时，对鞍山钢铁、大庆油田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实行军管，并主持‘八一五会议’，历时四个半月，成功制止武斗、恢复生产。周恩来始终亲力亲为，耐心做工作，展现了非凡的胆略与责任感，使国民经济在动荡中未发生大崩溃，为国家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36）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在交通运输和煤炭生产方面所采取的关键措施及其成效。面对铁路运输不畅、煤炭供应短缺等问题，周恩来高度重视，多次强调‘抓革命，促生产’，指出铁路运输是保障粮食、工业和生活用电的基础。他亲自过问铁路工作，每周都进行调度，推动运输恢复。同时，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激发了煤炭职工的责任感和生产热情，许多职工在武斗环境中坚持下井生产，领导干部白天接受批判、晚上指挥生产，最终使1968年煤炭产量比1967年回升1389万吨。在农业方面，通过加强春耕、秋收、征购和粮食调运，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此外，南京长江大桥因派性斗争一度停工，周恩来坚决指示‘不能停工’，最终在1968年实现铁路桥和公路桥相继通车，成为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体现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韧性与决心。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上（37）
本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民经济在极端动荡中如何避免全面崩溃的艰难过程。1967年和1968年，由于政治动乱，国家经济计划未能下达，生产建设陷入停滞。尽管如此，一些地区和企业仍以未经批准的‘三五’计划为依据维持生产。1968年11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强调必须制定明年计划，否则将无法维持基本经济运转。12月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因‘大批判’未能确定计划框架。当晚，周恩来紧急召见余秋里，要求其尽快制定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方案。余秋里连夜组织人员拟定方案，仅提出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指标，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后报毛泽东审批，很快获得批准。这一计划使1969年初中国有了可遵循的经济安排。文章指出，在混乱时期维持经济稳定至关重要，而林彪、江青集团及造反派对经济工作并无建设性作用，反而造成破坏。真正支撑国家运转的是在恶劣环境中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各级领导人和职工，他们的努力虽不为人熟知，却极为可贵。作者强调，回顾‘文化大革命’历史，绝不能忽视这一段经济维稳的艰难历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
本文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运动持续时间的多次预测为主线，记录了其对‘文化大革命’时间跨度的不断延后判断。1966年8月，毛泽东初步估计运动将持续到春节，后在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可能持续两个五个月甚至更久。1967年1月，他称‘两方决战’将在二、三、四月见分晓，但随后调整为可能持续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胜利、第三年扫尾。至1967年8月，他明确表示运动将从1966年6月算起持续三年，认为‘不要着急’。1967年10月，他进一步指出全国武斗趋于平息，认为全面解决还需几个月，并预示明年或后年将召开党代会重建党。1968年10月，他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将持续三年，到次年夏季结束。毛泽东认为中共九大是‘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的关键节点，1969年3月在讨论九大文件时称‘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提出取消‘中央文革’，改设常委。然而，实际上到九大时，‘文化大革命’并未真正结束，局势依然失控。文章通过毛泽东的言论，揭示了其对运动走向的误判，以及‘文化大革命’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远超其预期的持续时间与复杂性。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
本文主要讲述了1969年中共九大上的重要政治事件。毛泽东在大会上表示希望大会成为团结和胜利的大会，但其‘左’的指导思想导致实际无法实现团结与胜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主张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正式肯定，强调通过‘斗、批、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夺取领导权。会议还修改了党章，在总纲中荒唐地写入‘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提议由江青提出并坚持，张耀祠回忆称江青多次强调必须写入，以消除他人觊觎之心。毛泽东在听取意见后，经考虑最终同意将此内容写入党章。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思想的极端化和权力结构的扭曲，也暴露了党内错误路线的严重后果。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
本文主要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的背景、过程及其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响。九大在‘文化大革命’动乱背景下召开，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任主席，林彪为唯一副主席，常委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政治局委员中既有老干部，也包含林彪、江青集团骨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九大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均存在错误，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强化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权力地位。毛泽东虽提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导致动乱难以遏制。九大后，国内局势一度缓和，各地整党建党恢复组织，大规模武斗平息，国务院成立业务组，国民经济在1969年实现显著回升，GDP、工业、农业产值均超过1966年，尤其钢、原油、发电量增长迅猛，财政收入大幅上升。1970年，经济继续增长，主要指标超额完成计划，‘三五’计划期间（1966–1970）GDP年均增长6.9%，工业年均增长12%，农业增长2.9%，财政收入年均增长7%。尽管经济有所恢复，但整体仍处于动荡之中，政治风暴持续酝酿，反映出‘文化大革命’时期复杂而深刻的矛盾与挑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4）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1969-1970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与科技领域的重要进展。在政治动荡背景下，许多因‘文革’中断的建设项目得以重启，尤其是三线建设中的铁路、水利、能源和工业项目，如成昆铁路、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二汽车厂、攀枝花钢铁基地等，显著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1967年氢弹试验成功，比预定计划提前近四个月，实现从原子弹到氢弹的快速跨越；1969年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提升核试验水平；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中国在航天技术上的历史性突破。此外，核潜艇研制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推进，1970年完成陆上模拟堆试验，1970年12月首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正式服役，为国防力量奠定基础。这些成就体现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自立方面取得的突出进展，展现了国家在艰难环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5）
本文主要叙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经济及政治局势的演变。在前两年的混乱中，农业基础设施受损，抗灾能力下降，部分地区违背中央政策，实行大队核算制、没收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错误措施。1969年下半年起，国务院业务组采取措施恢复农村政策，加强防汛抗灾，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社队企业有所发展。1970年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定《一九七○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虽存在高指标、高速度和军事工业带动工业化的倾向，但仍标志着经济计划的初步恢复。然而，经济建设中仍存在制度破坏、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管理断裂、人均粮食未恢复等问题。文章指出，‘斗、批、改’虽旨在实现‘天下大治’，实则延续了‘左’倾错误，加剧了社会矛盾，未能改善社会秩序。中共九大后，原定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恢复秩序的计划因林彪事件被中断。林彪集团权力膨胀，成为法定接班人，其核心成员进入政治局并掌握军委办事组和军权，军队广泛参与社会事务，权力和野心达到顶峰，严重扰乱了国家正常运行。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6）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与毛泽东之间在政治权力和战略决策上的激烈冲突。1969年，林彪在未征得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发布‘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被毛泽东当场制止并下令烧毁，反映出林彪越权行为的严重性。1970年，林彪在修改宪法问题上公然违背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坚持设立国家主席，首次公开表达与毛泽东的分歧，显示出其权力野心。此前，林彪与江青集团虽曾合作，但随着权力斗争加剧，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在讲话中强调毛泽东是‘天才’，并提出要肯定其‘国家元首、最高统帅’地位，引发党内争议。陈伯达、吴法宪等人随后整理并传播‘天才’相关语录，意图借机攻击张春桥等反对者，暴露了林彪集团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巩固权力、挑战中央权威的图谋。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后期党内权力斗争的激化，以及林彪集团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脱离毛泽东领导、走向反革命的轨迹。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7）
本文讲述了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林彪集团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策划并实施的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阴谋活动。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小组会议上同时发难，煽动‘揪人’，宣称有人‘反对毛主席’，并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严重扰乱会议秩序。华北组反应最为激烈，全会气氛骤然紧张。中央委员多数不了解实情，毛泽东对此极为震怒，认为这是‘有党以来没有见过’的突然袭击，当即下令停止讨论、收回简报，并责令陈伯达检查。会议原定的恢复国家正常秩序和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计划被彻底打乱。此后，‘批陈整风’持续一年，逐步揭露林彪集团背后活动的真相。林彪见形势危急，遂秘密组织‘联合舰队’，于1971年3月制定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毛泽东在南下途中与各地负责人谈话，进一步加强了对林彪集团的警惕和防范。事件反映出党内严重分裂和权力斗争的危险，也凸显了毛泽东对维护党纪和国家稳定的高度警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8）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集团企图发动武装政变、谋杀毛泽东的阴谋过程及其最终失败。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多次公开批评林彪集团的分裂行为，指出其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地下活动，企图设立国家主席、反对‘九大’路线并夺权。毛泽东察觉到其阴谋后突然改变行程，安全返回北京。林彪集团得知消息后极度慌乱，决定提前行动，于9月8日下达政变命令，部署武装力量。然而，毛泽东的警觉使计划暴露，周恩来迅速追查并查明三叉戟专机被秘密调往山海关，林彪判断失败，于9月13日凌晨仓促登机外逃，途中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全机人员死亡。中共中央随后发布通知，宣布林彪叛国出逃。这一事件震惊全国，使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产生怀疑，客观上宣告其破产。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斗、批、改’逐渐停止，全国工作出现转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9）
1971年，尽管国民经济增速较快，但因长期无政府状态，企业混乱、比例失调、通货膨胀等问题严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指出需对经济进行整顿，并强调要结合经济实际批判林彪集团的干扰。1971年12月至1972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指出三大问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职工‘三突破’（人数、工资、粮食售量）、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1972年和1973年实施两年经济调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优化农轻重比例，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使国民经济计划完成良好，农业状况明显改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农业总产值实现回升，‘三突破’基本得到控制，企业管理制度得到整顿，恢复了岗位责任、考勤、质量检验、安全生产等七项制度，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提升。此外，抓住中美、中日关系改善及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机遇，首次大规模从西方引进成套新技术设备。1972年制定的‘四三’引进方案，计划用43亿美元在三年内引进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采煤、电站等在内的先进技术设备及制造技术，经国家计委上报并获周恩来、李先念批准，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系统性引进西方技术的重大突破，为后续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0）
本文主要讲述了1972年中共中央在复杂政治背景下推进经济改革与思想整顿的若干关键举措。为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国务院批准多个考察团赴西欧、日本等国考察，并将进口成套设备资金增至五十一亿八千万美元，新增电视彩色显像管生产等项目，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陈云在致信毛泽东后，被委以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扩大与西方国家贸易的重任，提出对外贸易结构应由过去以苏联为主转向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强调必须深入研究资本主义，认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尽管当时极左思潮盛行，国家财政困难，这一决策仍体现出非凡远见，后被江青等人批判为‘崇洋媚外’，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同时，周恩来负责领导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强调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林彪问题，指出其思想有发展过程，不能一概否定，并明确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认为极左思潮具有世界性和严重危害性，是林彪放纵的结果，主张肃清形式主义和空喊政治口号的现象。相关思想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得到广泛宣传，推动了当时思想领域的整顿。这些举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既体现了务实的经济政策探索，也反映了对政治思潮的深刻反思，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调整提供了思想和实践先导。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1）
本文主要内容围绕‘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及其影响展开。毛泽东虽在具体问题上曾批评极左思想，如1967年指出‘形左实右’和‘怀疑一切’，但始终不允许可对‘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进行根本性批评，导致‘批林整风’中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被迫中断。周恩来主张集中批判极左思潮，但担心动摇‘文化大革命’根基，因此在1972年12月建议‘少批一点极左思潮’，使政策调整受阻。此后，张春桥、姚文元借机在文化教育领域掀起‘反右倾回潮’，使局势再度恶化。尽管如此，部分纠正‘左’的错误仍取得成效：一是释放被错误打击的老干部，如毛泽东在1971年11月明确否定‘二月逆流’的错误性质，肯定老干部的正当情绪；二是陈毅去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称其为‘好同志’，象征性地释放了对老干部的宽恕与肯定。最突出的是邓小平的恢复工作：1972年8月，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请求工作，毛泽东批示‘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指出其四条优点；1973年3月，周恩来提议恢复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获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正式回归并参与重要政治活动，如出席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国宴，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这些举措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中错误政策的局部修正，为后续政治稳定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2）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政策的逐步落实以及周恩来在恢复正常工作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过问下，谭震林、王稼祥等一大批被错误批判的干部陆续得到‘解放’，但江青集团在政治局内阻挠，许多干部仍未能恢复职务。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阅的社论《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明确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方针，主张通过教育改正错误，体现了党对干部政策的纠正和对老干部的保护。全国报刊纷纷响应，推动干部政策落实。在文艺、科技、教育等领域，周恩来积极排除干扰，推动恢复秩序：他批评文艺界‘极左思潮’影响艺术质量，强调革命激情与抒情结合；会见杨振宁时指出我国基础科学薄弱，要求办好北大理科，提高理论水平，并督促落实政策；与李政道谈话提出中学毕业生可直接上大学的改革设想，为后来教育制度变革奠定基础。尽管因江青集团阻挠，这些政策未能立即全面实施，但其思想具有前瞻性，最终在几年后逐步实现。1973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十大，在林彪事件查清、经济逐步恢复的背景下举行，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进一步纠正，政治局面趋于稳定。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3）
中共十大召开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动荡。大会政治报告由张春桥起草，肯定九大路线，批判林彪集团，但内容明显针对周恩来，反映出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怀疑。王洪文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强调‘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主张持续进行政治大革命，为造反派势力提供理论支持。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既恢复了一批老干部（如邓小平、谭震林），也提拔了‘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造反派人物，增强了江青集团的影响力。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张春桥任政治局常委。王洪文的任命引发争议，毛泽东认为其年轻有为，值得培养。然而，十大延续了九大的错误方针，进一步强化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意识形态，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结成‘四人帮’提供了依据，导致政治动乱持续深化。整体来看，十大在形式上看似稳定，实则为‘四人帮’集团掌权铺平道路，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4）
本文主要叙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形势的严峻变化及对国家安全战略的重新评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国际局势紧张：美国扩大侵越战争，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和领海；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多次挑衅，并于1968年八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严重刺激了中国，使中国将苏联视为主要安全威胁。1969年三月，苏联在珍宝岛发动武装入侵，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中国边防部队三次击退其进攻，事件震动世界。中共九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委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重点探讨中美、中苏是否可能发生大战，以及谁对中国威胁更大。四位老帅经过六次讨论，形成《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报告，认为短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因地理距离、历史教训和战略重心在西方，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战争；而苏联则将中国视为主要敌人，威胁更大，但其发动全面战争仍有重大顾虑。报告指出，当时苏美军事力量对比呈现苏联占优、苏攻美守的态势，中国外交战略应据此调整。这一判断为后来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5）
本文主要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与美国关系逐步缓和的背景及关键进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面临苏联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威胁，陈毅等四位老帅提出‘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的设想，借鉴历史经验，认为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修虽有侵华意图但缺乏政治决心，而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成为关键变量。美国因深陷越南战争、与苏联对抗不利，开始重新评估对华关系。尼克松在1969年上任后积极推动对华关系正常化，于1970年向国会提出外交报告，首次公开主张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并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国传递信号。在一次正式宴会上，尼克松首次正式称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重要外交信号。1970年12月，周恩来通过叶海亚向尼克松传达了欢迎其代表访华讨论台湾问题的正式口信，并强调这是首次由首脑直接向首脑传递建议，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实质性接触阶段。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当时国际格局变化下，中美关系在战略博弈中逐步走向缓和的进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6）
本文讲述了1971年中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的全过程。毛泽东表示愿意与尼克松谈，无论是否吵架，强调中美终将建交。同年三月至四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史称‘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端。随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等领导人进行了多轮会谈，重点讨论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事宜。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告，正式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前访问中国，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基辛格随后再次访华，双方就联合公报达成初步协议。与此同时，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代表，获得压倒性通过，引发国际热烈反响。毛泽东对此表示高兴，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使中国得以重返联合国。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小球转动大球’，深刻改变了冷战格局，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7）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偕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访问中国，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强调中美之间不存在相互打仗的问题，提出双方可相互撤军。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描述毛泽东目光锐利、意志坚定，具有压倒性的威严。访问期间，尼克松与周恩来举行五次会谈，重申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并承诺在四年内逐步撤出驻台美军。罗杰斯与中方就关系正常化、设立联络机构及贸易等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明确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共同立场：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反对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同时双方同意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各方利益，反对任何一方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此次访问和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从长期对立走向正常化，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后续中美关系改善奠定基础，并引发一系列国际连锁反应，如日本在尼克松访华后迅速调整对华政策，田中角荣访华，中日正式建交。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8）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与周恩来总理多次会谈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声明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国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则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方面表示对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害深感反省，并重申愿在理解‘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推进正常化。这一进程受到中美关系改善的推动，且中日关系的迅速发展走在了中美关系之前。与此同时，新中国外交进入快速发展期，1970年至1972年间，与多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包括加拿大、意大利、埃及、阿根廷、墨西哥、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至1972年底，与中国建交国家达88个，较1969年底翻番，标志着中国外交格局的显著拓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19）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成就及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在1972年，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显著增加，接待了来自九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高级官员，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士达五百多起，其中美国五百多人、日本三千七百多人，中国也派出大量代表团赴五十多个国家进行访问，与二十六国签订贸易协定，贸易额大幅增长，显示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外交工作的重大进展。与此同时，1972年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动荡的一年，毛泽东因肺心病在二月十二日突发严重缺氧休克，经抢救后虽苏醒但健康状况持续恶化，长期卧床、缺氧、需吸氧，几乎不再参与重要会议和讲话，其实际影响力大幅下降。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坚持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尽管当时他健康极不稳定，周围人员已做好紧急抢救准备，最终会谈持续六十五分钟，体现了其政治意志的坚定。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突破与国内领导层的健康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后期国际环境的缓和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为日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0）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在毛泽东病重背景下的艰难处境与巨大贡献。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时，毛泽东因健康原因无法起身，代表们鼓掌十分钟，周恩来主持退场，凸显其在关键时刻的稳重与担当。尽管身体状况恶化，周恩来在患膀胱癌、年过七旬的情况下仍坚持高强度工作，秉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信念，承担起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重任。他为维护党和国家正常运转、保护干部、减少‘文革’损失付出了巨大牺牲，甚至不得不违心表态、应对复杂局面。在江青集团日益膨胀的权力野心下，周恩来成为其主要障碍，被重点攻击。文中引用陈云的话指出：‘没有周恩来，文革后果不堪设想’，凸显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同时，文章也提到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疏远——自1966年起两人分居，毛泽东逐渐对江青的言行不满，不再频繁见面，反映出‘文革’后期权力结构的深层变化。整体内容聚焦于周恩来在政治风暴中的坚韧与牺牲，以及他在国家危难时刻的关键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1）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名，实际攻击周恩来总理的经过。1973年，毛泽东虽提出‘评法批儒’以反对倒退，但并未发动大规模运动，且明确反对将‘儒法斗争’写入十大报告。江青等人认为可借‘批孔’之机攻击周恩来，遂在1974年1月未经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同意，擅自向部队和机关发送‘批林批孔’材料，并召开万人动员大会。会上，迟群等人发言，江青、姚文元频繁插话，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指向周恩来，借‘批孔’之名含沙射影攻击其政策与人格。报刊也接连发表文章，矛头直指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回忆，‘批林批孔’实际演变为‘批周公’，且政治局未讨论过该运动的方针，毛泽东对具体活动也并不清楚。这一过程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与对周恩来个人的不实攻击。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2）
本文主要叙述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动荡情况。随着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造反派重新活跃，拉帮结派，煽动停工停产，制造事端，尤其在文化教育领域批判地方戏曲，鼓吹‘白卷英雄’，引发社会紧张。浙江等地甚至出现冲击省委、抢夺武器和严重武斗事件。尽管1969年起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受政治动荡影响，1974年工业产值普遍下降，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仅0.6%，GDP增长仅2.3%，经济严重滑坡。毛泽东身体状况恶化，高烧不断，对江青擅自行动和频繁干预表示不满，多次在信中批评其形而上学、片面性及特权行为，强调应尊重中央决策、加强理论学习。江青对此深感愧疚并表示改正。整体反映出‘批林批孔’运动对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的严重冲击，以及毛泽东晚年对权力滥用的警惕与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3）
1974年，周恩来确诊癌症病情恶化，每日尿血，需住院手术，但因江青等人反对，且邓小平在国外，周恩来无法安心治疗，仍坚持超负荷工作，五个月内工作时间长达139天，每日工作12至24小时不等，直至邓小平回国后才于6月1日入院接受大手术。与此同时，毛泽东健康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7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警告江青：她不代自己发言，只代表自己，不应随意给他人戴帽子，更不能形成‘四人小宗派’，并批评江青‘设两个工厂’，暗示其专横行为。毛泽东强调，江青虽常自称代表自己，但实际是‘她代表她自己’，提醒政治局成员注意权力滥用与派系斗争。这一系列事件反映出当时党内高层在重大决策与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尤其是江青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毛泽东对政治生态的深切忧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4）
1974年，毛泽东在武汉期间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持续八年，主张以安定为好，呼吁全党全军团结。他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指示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此意，此举对企图夺取最高权力的江青集团构成重大打击。王洪文未经中央多数成员同意，私自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声称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秘密商议后决定行动，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认为其行为不正常，强调应当面沟通，要与邓小平搞好团结，并提醒王洪文不要与江青接近。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语指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强调她积怨甚多，应团结多数，并提醒她要有自知之明。江青随后表示自九大后无实际工作，毛泽东回应称其职务仅为研究国内外动态，已属重大任务，不可再有抱怨。江青又提议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直接指出其野心，认为江青意图让王洪文任委员长、自己当党的主席。在四届人大筹备中，人事安排成为斗争焦点，毛泽东主张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人大常委会后继人选安排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等任国务院副总理，具体人事由周恩来主持商定。周恩来虽病重，仍亲笔拟定人事名单，并与王洪文一同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5）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的深夜谈话中，强调反修防修的重要性，担忧商品制度和工资不平等会滋生资本主义，提出要多读马列主义著作，警惕无产阶级中出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是首次提出‘四人帮’这一名称，并肯定邓小平的政治思想，采纳其建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毛泽东还强调团结，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宗派。1975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随后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传达毛泽东‘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十年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大。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目标，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起，分两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力争在本世纪内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些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思考，以及在复杂政治背景下对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战略考量。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6）
本文主要讲述了1975年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接替主持国务院工作，推动全国经济和社会整顿的历史过程。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设想，成为全党全国奋斗的大局。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工作纲领，强调政治稳定与经济恢复。他特别提出‘反对派性’，坚决打击江青集团操纵下的造反派势力，遏制其拉帮结派、扰乱秩序的行为，旨在恢复社会安定。这一整顿工作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实现国家正常发展的深切期盼，为后续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7）
本文主要讲述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出后，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怕字当头’问题，提出要‘敢字当头’，坚决反对派性，支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干部，强调必须果断处理闹派性行为，以恢复党的纪律和国家秩序。他指出派性严重妨碍大局，必须通过教育和严肃处理来纠正，号召群众共同反对。同时，邓小平将整顿工作作为突破口，选择铁路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因其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且长期受‘文革’冲击，存在生产下降、事故频发、纪律松弛、运行堵塞等严重问题。铁路问题的解决不仅关系到工业发展和民生供应，也关乎国防安全。万里在《万里文选》中具体指出铁路在生产、安全、管理等方面的严重缺陷，凸显了整顿的紧迫性与必要性。邓小平的讲话切中要害，振奋人心，迅速赢得广泛支持，标志着中国社会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开始走向恢复与重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8）
1975年，邓小平决定从铁路整顿入手，推动国民经济恢复。他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命脉，尤其强调其‘高度集中、大规模动作、半军事化’的特点，主张加强统一管理、规章制度和纪律性，反对派性干扰。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执行。徐州作为铁路枢纽，因派性冲突严重导致运输中断，成为整顿重点。三月九日，万里与江苏省委工作组抵达徐州，逮捕帮派头目顾炳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整领导班子。十二天后，徐州铁路分局从连续21个月未完成计划转为四月提前完成计划，取得显著成效。徐州整顿成功极大鼓舞了全国信心，万里随后带队赴太原、郑州、南昌、长沙、昆明等地推进铁路整顿，四个月内实现津浦、京广、陇海等主要干线畅通，运输量大幅上升，治安改善，基础工作加强。七月八日，万里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提出下半年目标：‘安全正点、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当好先行’，特别强调安全正点是关键。铁路运输正点率在短时间内恢复，引起全国反响。铁路整顿的成功，也带动了钢铁工业等领域的整顿，邓小平指出铁路畅通暴露出冶金、电力等行业问题，要求各部深入反思，重点解决‘钢的问题’，标志着经济整顿工作全面展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29）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钢铁工业的动荡与恢复过程。1966年钢产量为1532万吨，因两年破坏降至1968年的904万吨，后在周恩来等努力下逐步回升，1970年达1779万吨，1973年达到2521.9万吨的历史高峰。毛泽东对此表示欣慰，但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钢产量骤降至2111.9万吨，严重偏离计划，生产陷入混乱。邓小平在1975年提出‘解决钢的问题’，国务院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谷牧主持，李先念指出钢铁工业虽有起色但仍在欠账，关键在于领导软弱、干部怕事，必须整顿，不作为者应调离。邓小平强调，干部‘怕字当头’是首要问题，资产阶级派性次之，钢铁企业复杂，需有懂行、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扭转局面。文章指出，尽管钢铁与铁路部门均受派性破坏，但钢铁部门的帮派势力较弱，领导班子的软弱和管理混乱更为突出，反映出当时工业管理中的深层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0）
1975年，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提出四项整顿意见：一是必须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强调领导层不能软、懒、散，要能指挥、能执行；二是坚决反对派性问题；三是必须认真落实政策，反对清查中不落实政策、挫伤群众积极性的现象；四是必须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明确纪律要求，对不上班、不工作行为实行严格管理，不发工资、责令离岗。这些意见旨在解决当时钢铁工业管理混乱、生产停滞的问题。座谈会后，中共中央于6月5日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国务院随即成立钢铁工业领导小组，由谷牧任组长，陈绍昆、吕东、袁宝华任副组长，加强统筹协调。整顿措施实施后，钢铁工业形势逐步好转：此前一至四月全国钢产量比计划少195万吨，鞍钢、武钢等大型钢厂严重亏产；但从6月起，全国日均钢产量超过全年计划水平，开始补产。尽管1975年全年钢产量为2390.3万吨，未达原定计划，但较1974年增产280万吨，增长13.16%，表明整顿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铁路工作和国防尖端科技整顿也取得突出进展，反映出当时经济与科技领域的系统性调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1）
本文主要记述了1975年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重要进展。在邓小平复出后，他以‘敢字当头’的精神推动全国整顿，重点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如七机部，通过批判派性、恢复科研生产秩序，推动导弹工业和航天技术发展。1975年11月，中国成功发射并回收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与遥感技术的国家。同年，天津港建成中国首个集装箱码头，对外贸易显著增长。经济方面，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工业总产值增长15.5%，农业增长3.1%，‘四五’计划基本完成，工农业总产值实际增长42.7%。文章强调，这些成就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取得的，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邓小平在整顿过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和长远战略眼光，其思想和实践为国家稳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2）
1975年5月，邓小平在处理钢铁工业和七机部整顿工作期间，访问法国五天。此次访问是他青年时期生活过的法国，期间他与法国领导人会谈，并参观了奥比尼农场、贝里埃汽车厂和马库尔核中心，亲眼目睹了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和人民生活状况。这次出访让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重新审视了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地位，思考了迎头赶上的必要措施。回国后，邓小平提出召开长期规划务虚会，强调需通盘研究经济发展问题。1975年6月，国务院在李先念、谷牧主持下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长远规划和经济管理体制。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七点战略性意见：一是确立农业为基础、工业支援农业的思想，推动农业现代化；二是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提出煤炭出口并以煤炭偿付进口技术装备的设想，以增加出口、推动技术改造和吸纳劳动力；三是加强企业科研工作，强调科技人员比例应逐步提高，大厂应建独立科研机构，小厂可联合或由市里统筹科研。这些意见体现了邓小平对经济长远发展的系统思考，为后续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3）
本文主要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在经济建设、科技教育领域提出的重要思想和实践。他强调整顿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指出工资应根据贡献和技术水平区别对待，体现了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深刻认识，这些思想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在李先念主持下，谷牧、胡乔木等人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提出农业是工业基础、要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和引进技术的‘一用二批三改四创’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和照搬照抄，受到群众欢迎。该稿被‘四人帮’批判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同时，邓小平推动科技和教育工作，胡耀邦接任中科院领导并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周荣鑫提出反对‘智育第一’和‘知识私有’，并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胡乔木牵头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推动思想理论工作。这些举措在当时思想混乱、经济困境的背景下，初步理清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合理路径，展现出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对经济、科技、教育工作的深远布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4）
本文主要讲述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通过一系列整顿措施推动科技与教育发展，强调科学研究和教育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教育危机可能拖累现代化进程，并呼吁提高教师地位以激发积极性。邓小平认为，真正的改革早在1974至1975年‘整顿’时期就已经开始，其核心是恢复生产秩序、推动经济发展。这些举措与‘四人帮’的路线背道而驰，引发其强烈反对。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在1975年取得成效，但遭到‘四人帮’的激烈反扑。期间，‘四人帮’借‘反对经验主义’之名，制造舆论，攻击周恩来，试图通过批判‘经验主义’来扰乱政局、夺取权力，其手段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惯用策略一致。毛泽东在健康状况恶化期间，曾多次提醒江青要遵守纪律、集体决策，但江青未获实质回应，反映出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与激烈。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5）
1975年，毛泽东在回北京后，听取邓小平反映江青等人推行‘经验主义’的问题，赞同其观点，并批示应同时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批评部分人自以为是、不懂马列主义。4月23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4月29日，政治局会议召开，邓小平、叶剑英批评江青等人。江青等人反扑，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点名江青为‘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并承认自己在春桥文章问题上‘放过了’，强调应自我批评，反对搞‘四人帮’，支持团结多数同志。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也是对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明确支持。会后，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三次会议，批评‘四人帮’，江青被迫书面检查并承认‘四人帮’存在。毛泽东不满王洪文表现，将其调离中央，自7月2日起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后，‘四人帮’遭受重创，江青长期隐匿。社会上广泛传开‘中央批评江青’的消息，群众情绪振奋，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精神基础。此外，毛泽东在7月14日与江青谈话中指出文艺政策需调整，主张恢复文艺创作，提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无限上纲，呼吁恢复诗歌、小说、散文等文艺形式，体现其对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意图。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6）
本文讲述了1975年电影《创业》上映后遭‘四人帮’打压的事件及其引发的风波。影片以大庆油田为背景，塑造石油工人形象，广受观众欢迎，但被江青一伙指责‘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公式化’，文化部据此罗列十条罪名，引发文艺界震动。编剧张天民向毛泽东和邓小平反映情况，信件于7月25日送达，毛泽东因白内障由秘书张玉凤代读，听后极为愤怒，当即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罪名太多，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并要求将信件增发至文化部及有关单位。这一批示极大鼓舞了文艺界，增强了对‘四人帮’的反抗信心。同时，毛泽东在听取北京大学教师芦荻关于《水浒》的讲解时，表示‘好就好在投降’，此言论被姚文元误解并利用，成为其‘借题发挥’的政治素材。整个事件反映出‘四人帮’对文艺创作的压制与歪曲，以及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对文艺政策的正确判断和保护知识分子的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7）
1975年，邓小平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全面整顿农业、工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重申了对国家整顿工作的决心。会议期间，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借评《水浒》之名，暗示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泽东，煽动对老干部的批判，意在夺回权力。邓小平将江青言论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明确表示‘放屁，文不对题’，并下令不发稿、不放录音，强调江青讲话不妥。随后，邓小平的讲话稿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会议，反映出毛泽东仍信任并支持邓小平的整顿政策。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引发积极反响，人们普遍期待政治局面的改善。然而，随着毛泽东健康状况恶化，毛远新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局势迅速逆转，整顿工作被中断，政治风向发生重大变化。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8）
1975年，毛远新作为毛泽东的侄子，因长期在地方工作，较为接近实际，成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非正式的‘联络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时指出，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存在分歧，认为其成绩与错误难以界定，且风向比1972年批极左更激烈，同时担忧邓小平讲话未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可能引发中央反复。这一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因其接触实际、且有亲情纽带，使毛泽东相信其观点更具参考价值。与此同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问题，引发毛泽东不满，他认为这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情绪，触动了其晚年最敏感的内心问题——即‘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必要举措，不能被否定或‘算账’。随着健康恶化，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愈发敏感，毛远新的汇报与刘冰等人的信件恰好击中了这一核心关切，成为其思想发生转折的关键因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39）
1975年10月至11月期间，毛泽东在与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谈话中，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态度：虽承认存在错误，但坚持其基本正确，强调‘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希望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决议，以统一思想、团结同志。然而，邓小平以‘不了解’为由拒绝，使毛泽东感到失望，进而决定开展‘批邓’行动。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毛泽东将清华大学问题定性为‘右倾翻案风’，强调要防止对‘文革’不满和翻案。尽管‘批邓’逐步展开，但中央日常工作仍由邓小平主持，反映出毛泽东内心矛盾：既想维护‘文革’权威，又不愿将权力交予王洪文或‘四人帮’。毛泽东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显示其对邓小平的信任与依赖，也揭示了其政治立场的摇摆与最终决心——在晚年坚持捍卫‘文革’，不容许任何人翻案，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埋下伏笔。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40）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中国陷入极度悲痛。外国记者报道，民众在街头自发聚集，泪流满面，中小学师生也沉浸在哀伤中。周恩来遗体送别时，百万民众在长安街两旁伫立送别，场面感人。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联合国也举行默哀。然而，‘四人帮’却阻挠悼念活动，禁止设灵堂、戴黑纱、送花圈，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错误报道，引发民众强烈反感。与此同时，毛泽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生活无法自理。接替总理职务的问题成为焦点，邓小平虽为当然人选，但因‘批邓’持续，无法履职；按副总理顺序，张春桥为下任，江青一伙也觊觎此职，局势紧张，影响深远。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41）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在病重期间仍保持清醒头脑，通过与毛远新谈话，明确表示应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而非交给王洪文或张春桥。这一决定打破了‘四人帮’对最高权力的掌控，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关键基础。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仍存在阶级斗争，认为资产阶级存在于党内，特别是‘走资派’，并指出部分党员思想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缺乏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他批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对邓小平整顿工作的压制，认为其纠正错误的立场不可容忍。同时，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的纲，安定团结是目，强调必须警惕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这一系列思想和决策反映了毛泽东在晚年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深刻思考，以及对防止权力异化、维护社会主义方向的坚定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42）
1976年4月，北京民众在清明节期间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表达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四人帮’的强烈愤恨。群众献花圈、张贴诗词、发表讲演，形成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诗词既有悼念周总理的情感表达，也有直斥‘四人帮’的激昂言辞。吴德报告称，四月四日广场人数达八万多人，送花圈四百五十个，花圈直径达六米。‘四人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活动，下令清理广场。次日凌晨，花圈和标语被撤走，引发群众愤怒，与民兵、警察发生冲突。此时毛泽东病情严重，听取毛远新汇报后提出两项意见：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该决定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并于4月7日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公布。这一事件反映了民众对‘四人帮’专权的强烈不满，也标志着‘批邓’政策在群众中彻底失势，为后来的政治转折埋下伏笔。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43）
本文主要叙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关键历史事件的回顾，重点围绕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的重要社会动态展开。四月，全国掀起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实际体现了对邓小平领导的支持，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六月，毛泽东突发心肌梗塞幸存；七月，朱德委员长病逝，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政府全力救灾。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全党全民陷入悲痛，北京举行百万人追悼大会，华国锋致悼词，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联合国也下半旗致哀，国际社会深切哀悼。邓小平在四年后表示，毛泽东多次挽救党和国家于危难之中，其功绩不可抹杀，应永远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纪念。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企图夺取最高权力，但因长期作恶、群众极度不满，失去民心，尤其在人民解放军中毫无根基，仅能控制极少数追随者，最终走向失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44）
本文讲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四人帮’被粉碎的经过。毛泽东病情加重时，叶剑英等领导人已意识到必须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华国锋与叶剑英商议后，于10月2日决定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宣布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被通知参加政治局常委会，实际被宣布隔离审查；江青则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通知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该决定后经十届三中全会追认。上海作为‘四人帮’长期控制的据点，其党羽曾密谋武装暴乱，但因失民心，最终被迅速平息。中央对各地‘四人帮’骨干采取撤换、清查等措施，确保全国局势稳定。整个过程未发生流血冲突，反映出人心所向。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欢庆，社会秩序恢复。郭沫若写词表达人民‘大快人心’的激动情绪。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严重破坏民主法制、造成大量悲剧，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统一得以维持，人民抗争与对外关系改善，为结束动乱、进入新时期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下（45）
本文主要内容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的评价与反思。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但其错误是伟大革命家所犯，且晚年在错误中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表现出悲剧性。决议强调，这场动乱的结束和错误的纠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的，展现了党在极端困难中临危不乱、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坚决扭转局面的坚强意志和巨大生命力。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危难中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是任何外力无法摧毁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标志着国家和民族在历经挫折后重新站起，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