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十二月一日、星期四、阴
本文记述了作者在1938年12月1日作为难民工作组组长的一天经历。清晨天气突变，风大寒重，作者因工作安排不善、计划混乱而感到自我怀疑，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又因常被称赞‘能力强’而产生空虚感。早饭后分配工作，朱琳负责圣经学院登记，作者独自前往明德中学完成登记任务。途中风沙大作，想起家中生活艰难，担忧家人安危，甚至产生被飞机炸死的恐惧。到达后，灾民登记混乱，登记表臭味难闻，作者因昨夜睡眠不足而精神不济，情绪烦躁，自责平时同情心与‘小姐脾气’并存。中午未进食，下午因织毛衣进展缓慢、心情不佳而不想去明德取表。与小徐交谈时，对她的言行不满，尤其反感其对女性处境的抱怨。临近下午，救济委员会催促登记，作者感到焦虑、失魂落魄，记忆力下降，频繁思念母亲、弟弟、妹妹及过往汉口生活，内心渴望情感慰藉，最终表达出对此次绕重庆行程的期待。整体反映出作者在战时环境下，面对工作压力、个人情绪波动与家庭思念的复杂心理状态。
（1938）十二月十二日，（双十二西安事变纪念）
本文记录了作者在1938年12月12日‘双十二西安事变’纪念日当天，于九队的生活与思想活动。清晨天未亮，作者便起床参与发款工作，前往省政府，途中见环境破败，内心感慨。在队内小组会上，作者与余雷、傅言珍、李文志共同讨论学习《持久战》，并决定每日进行学习与讨论，作者积极帮助他人进步，获得队员真诚认可，尤其是李文志表达出对作者留下的深切依恋与希望。作者反思自身性格中的骄傲与冲动，意识到任性行为对人际关系和前途的负面影响。在与抗宣一队及六队交流中，对六队队长刘斐章的教条态度感到反感，认为其缺乏亲和力。当日傍晚，突发火灾，作者虽初感慌乱，但迅速组织应对，发现电话中断，众人恐慌，而部分队员如大徐、张、汪则选择离开，作者对此不满，认为他们缺乏对集体的担当。事件后，作者以‘火’为纪念，反思自身在集体中的角色与责任。夜间，队员之间矛盾频发，作者对荃、芬姊妹的争吵及荃、汪的生硬表达感到不满，进一步意识到自身对他人苛刻与轻视的问题。整体内容展现了作者在革命队伍中的思想成长、对集体责任的反思以及对人际关系的深刻体察。
（1938）十二月十三日，阴
本文记录了1938年作者在抗战时期的一段生活与思想历程。作者在工作之余与同事、朋友交往，经历了一系列情感与思想波动。他不满大徐作为队长的不称职与作风，对小徐的撒娇和造作感到厌恶，同时对张庆荃、汪季昆等人关系也持负面态度。在与李文志、刘式焜等人聚餐时，感受到群体中的复杂人际关系，尤其对万籁天等人表面周到实则敷衍的作风感到不适。作者回忆了与范元甄、龚映琏等旧友的交往，表达了对朋友的思念，但又因现实阻碍而无奈。他意识到自己对个人情感的依赖正在减弱，开始尝试通过工作和集体活动建立与队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试图摆脱对某个人的依恋。在思想上，他反思了自身情感状态，认为应从‘由上而下’的姐弟关系中走出，追求更平等、更基于工作的群体情感。同时，他对《持久战》等理论进行深入讨论，提升自我认知。尽管工作进展艰难，但通过读书、创作与交流，他逐渐建立起新的精神支柱。整体上，文本展现了作者在动荡时代中对人际关系、情感依赖与政治工作的深刻反思，以及在孤独与矛盾中寻求自我成长的过程。
（1938）十二月十五日，晴天
本文记录了作者在1938年12月15日晴天的一天生活与内心思考。作者在九队工作期间，感受到张庆荃对其态度冷淡，对团队成员关系及自身行为产生反思，指出自己存在固执、缺乏自省、过度依赖他人理解等问题。他回顾了与吴淞、以文、小徐等人的交往，发现彼此间存在情感隔阂与误解，尤其对吴淞日记中流露的情感产生共鸣，意识到自己仍缺乏涵养与独立精神。作者反思过去对感情的依赖，决心摆脱情感依赖，坚持独立生活与斗争，强调要从群众中汲取力量，面对现实而非幻想。同时，他深切思念家人，尤其是母亲，对家中的经济状况和母亲的担忧令其动容，甚至流泪。晚会因组织混乱、水准低下而乏味，田汉、洪深的参与虽带来启发，但作者对部分人（如滨生、映琏、小刘）的成长与转变感到失望或忧虑。他意识到自己在团队中的领导作用薄弱，对队长的无能感到不满，最终在日记中表达出对情感依托的缺失与对独立生活的坚定追求，写下‘我需要离开这儿，去到有爱的地方’的感慨，流露出复杂而深刻的内心挣扎。
（1938）十二月十六日，阴
本文是某位女性成员在1938年12月16日的日记片段，记录了她对团队生活、人际关系及个人情绪的反思。她与小徐、吴淞、大徐等人在工作中频繁交流，但彼此关系复杂：小徐认为她过去‘被宠’，有‘尾巴’之感，引发不满；吴淞态度积极但行动独立；大徐则疏离团队，对组织活动缺乏参与。她对张等人存在误解，认为她们有嫉妒心理，尤其在会议中表现出不合作、回避沟通，甚至对她的提议进行嘲讽，令她感到不安与委屈。她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友情过于理想化，如今需在矛盾中成长，学会坚强面对现实。她提到排戏、工作缺乏热情，对组织事务兴趣不足，但通过自我反思逐渐建立理性认知。在一次参观古观音寺的经历中，她观察到宗教迷信的荒诞，也感受到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现实的讽刺。她与傅言珍关系良好，欣赏其努力，也反思自身在生活细节上的矛盾。文中还提到团队缺乏秩序、会议效率低下、成员间缺乏信任等问题，反映出当时集体生活中的紧张与摩擦。最终，她认识到个人成长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而非依赖理想化的情感寄托，表达了从情感依赖走向理性自立的转变过程。
（1938）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作者在桂林期间因生活痛苦和人际关系矛盾陷入深刻情绪波动。在敌机轰炸的背景下，目睹张曙因家庭悲剧去世，内心受到强烈冲击。他与大徐、张等人在工作与思想上产生严重分歧，认为她们小气、自私，缺乏对干部的尊重与信任，导致他对内地环境和团队合作失去信心。他感到自己被误解、被忽视，尤其在小组会议中因魏景南一句感慨引发言珍落泪，使他产生歉意，却仍无法振作。他批评吴淞感情用事、任性，也反思自己对他人影响的负面作用，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未能发挥正面作用，甚至给李文志、余雷、言珍等人带来不良影响。尽管他渴望独立努力、读书工作，却因情感依赖与自我怀疑而痛苦挣扎。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对他人情绪的依赖，也无法真正实现个人成长与组织建设的统一。最终，他反思自身问题，希望恢复自信，不再通过发牢骚寻求安慰，而是真正以行动帮助他人，但现实中的阻力与内心的矛盾使他仍处于迷茫与痛苦之中。
（1938）十二月三十日
本文记录了1938年12月30日作者在桂林的生活与思想活动。当天桂林遭遇狂炸，城市燃烧，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令作者联想到长沙，情绪低落。他因受寒出现发冷、发热、筋骨酸痛等症状，意识到身体状况不佳，决定今后要穿厚裤子以保暖。当天与宋川外出觅食，先后在普通小店和天津馆用餐，但饮食并不满足，反映出其身体不适与情绪波动。途中遇到潘师母，她极力劝说作者与其女儿、外孙女一同去重庆，并提出婚事建议，作者对此极为反感，认为她自私、得寸进尺，内心愤懑。回到集体后，与余雷发生争执，但最终在大家开小组会时，通过坦诚交流化解了矛盾。会上，余雷的一句话‘青年要把握现实’深深触动了作者，使他意识到自身思想的局限，决心摒弃‘小布尔乔亚’习气，努力提升自我。作者反思自己主观情绪多、思想幼稚，尤其对身边人如大炮、张等的处境表示关切。他与大炮深入交谈，感受到对方内心的挣扎，决定从今天起以更坚定的态度投身革命工作，立志成为优秀的支书（zhishu），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克服个人弱点，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整段文字真实展现了作者在动荡环境下的生活细节、思想成长与自我革命的决心。
李锐信1939年2月3日
这封1939年写于抗战时期的长信，是中共地下党员厚生（可能为实际人物化名）写给一位青年朋友的通信。信中主要表达了对友人来延安或前往湖南工作的深切期望，强调湖南作为敌后战略要地，亟需青年干部加强青年与妇女工作。厚生回忆了两人在长沙的深入交流，表达了对战时生活艰苦、老友音讯渺茫的感慨，以及收到对方相片带来的精神慰藉。他鼓励友人克服交通与经费困难，前往湖南参与抗战工作，尤其希望其能加入抗敌演剧一队或为《观察日报》提供战地报道。信中还提及了新安旅行团等进步团体对他的激励，以及对旧日同学成庆生的问候。厚生以朴素而真挚的语言，展现了战时知识分子在动荡中坚守理想、彼此支持的情感纽带，体现了抗战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共赴前线的坚定信念。
李锐信1939年3月24日
这封信是1939年3月24日厚生（李锐）写给小范的，内容主要围绕小范是否应从事记者工作展开劝导与鼓励。厚生肯定记者工作对政治了解、社会接触和写作能力的提升，但也提醒记者需警惕生活不规律和自高自大的倾向。他强调记者应具备坚韧、虚心、不屈不挠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反对‘工作尝试主义’，主张在客观需要和自身能力基础上安心承担工作。信中还提到小范的动摇是不妥的，应坚定信念，以‘健全生活’和‘理论修养’为重心。厚生分享了自己在重庆的生活感受，表达对工作的执着与对个人情感的克制，同时鼓励小范多写稿、参与刊物《学生时代》的建设，并提醒注意通信方式。信末表达了对小范的深切关心与期望，希望他安心工作，不断自我反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坚定理想信念，最终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共同成长。
范元甄信1939年4月29日
这封信是范元甄于1939年4月29日写给明果的，内容主要表达了他对战时环境的观察与个人思想的反思。他提到自己在湖西‘黑暗’区域的处境，鼓励明果回信分享见闻，并表达了对明果新名字由来的兴趣。信中谈及航空信的寄送问题，认为应让信件自然抵达邵阳，以迎接明果‘远征’归来，体现对友人归来的期待与温情。范元甄自省自身在生活条理、写作能力上的不足，坦言虽环境较好却仍缺乏努力，尤其在写作技巧上感到苦恼，但认为这是锻炼自我的好机会。他观察到重庆青年运动趋于单一，三民主义青年团主导，其他青年组织缺乏活力，仅妇女工作和抗战军人家属工作较为活跃，归功于妇女慰劳会和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努力。他指出新闻工作缺乏政治深度，目前只能报道后方生产建设，表达了对提升自身能力的迫切愿望。同时，他提到自己阅读俄文书籍不多，但近期集体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计划寄书给明果。信中还提及报馆开展革命竞赛，鼓励明果参与挑战，同时透露张庆全已回湖南的消息。最后，他分享了家庭生活的变化，表示家中常有来信，让他少了一件不快乐的事，生活愉快，并提醒明果注意身体，强调运动的重要性，还幽默提及相片边是用烟卷烧的。整封信情感真挚，既有革命背景下的现实观察，也有对友人深切的关怀与自我鞭策。
范元甄信1939年5月5日
范元甄在1939年5月5日于重庆五十里外的一个乡村写信给明果，叙述了战时重庆的惨状：敌机频繁轰炸，城市被炸毁近五分之三，居民日夜躲避警报，生活混乱不堪。他本人因长途跋涉、在防空壕中辗转，身体疲惫不堪，但洗浴后感到短暂舒适。他批评战时首都秩序混乱，防疫机构无能，警报缺失，谣言四起，社会氛围令人焦虑。乡下虽环境清静优美，但缺乏住宿和工作条件，同事孩子吵闹，采访工作面临取消，他对此不满，认为报馆对女性同事的优待不公，强调自己作为年轻女性应有工作权利。他提到收到明果的航空信，希望其沿途平安，并期待她回邵阳后分享见闻，为报纸撰写通讯。他建议加强教育类文章，特别是关于青年学生救亡运动的报道，请求明果提供湖南学校相关材料。信中还提及周裕农、余梅清等人的近况，余梅清已生女，生活安稳，但其“后方叫人泄气”的感受令他感慨。最后，范元甄表示自己虽厌倦闲散，但暂不打算回邵阳，而是希望前往更紧张的战地工作，期待与明果保持书信往来。
李锐信1939年5月3日
本文是李锐于1939年5月3日写给弟弟甄弟的信，记述了他亲历‘塘田战时讲学院’被解散的全过程。该学院位于湖南邵阳、武岗、新宁交界处，由吕振羽担任副院长，旨在培养抗战干部，师生来自湖南各地，学习积极，生活紧张，受到地方士绅和民众广泛支持。学院办学七个月，学生达二百多人，曾被地方当局多次保护，但最终因国民党政府下达‘十二道金牌’而被武装解散。李锐在大雨中赶赴现场，目睹学生被驱散、教职员撤离、学院封门的凄凉景象，内心极度悲痛。他记录了师生话别会上的悲壮场面，以及‘石在，火种不灭’的坚定口号，展现了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坚持理想、顾全大局的精神。当地民众深受触动，甚至有儿童痛哭，农民因失去学习机会而哽咽。李锐感慨于这种沉痛局面，也表达了对未来的信念：尽管暂时被摧毁，但革命火种不会熄灭。文章最后描写了他冒雨跋涉返乡的艰难旅程，穿插个人情感与自然景象，抒发了对理想与友情的执着。全文真实、深情，既是一份历史见证，也是一曲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的赞歌。
范元甄信1939年5月26日
这封信是范元甄于1939年5月26日写给一位战友的，内容主要围绕两人在抗战时期的通信与思想交流。信中提到，作者已收到对方五月三日的来信，关心其是否已返回邵阳，并表达了对对方身体和生活的关切。他指出，对方在感情问题上存在矛盾，尤其是对与国瑞同居不公开的困扰，认为这种矛盾虽轻微但值得正视，强调感情是革命青年不可回避的问题，不应因‘可耻’而压抑。作者肯定了对方在艰苦环境中的自我控制与奋斗精神，认为国瑞的战斗生活是其精神鼓舞，建议通过打听消息、让她写信等方式增进了解，期待抗战胜利后重逢。信中还提到两人在思想成长上的共同经历，虽曾有误解，但彼此战斗感情已建立，未来仍可共同进步。此外，作者提及重庆遭狂炸的惨状，表达对生命无保障的震惊与痛苦，也透露出自己因工作调动暂时无法深入交流的遗憾。最后，他鼓励对方今后写信时字迹更工整，继续保持思想上的交流与竞赛，表达了深切的关怀与兄弟般的友情。
李锐信1939年5月10日
这封信是李锐于1939年5月10日写给甄弟的，地点在湖南新宁，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他描述了自己从塘田到新宁的艰苦旅程，山路漫长、天气炎热、脚气严重，身心俱疲，但依然坚持工作和思考。新宁地处山城，虽有难民和物价上涨，但治安稳定，文化落后，人心安定，没有敌机轰炸，也缺乏进步力量，社会处于一种原始而未被开垦的状态。李锐认为这里具有发展潜力，主张埋头实干、不引人注意地打下基础。他提到自己在繁忙中读完了《被开垦的处女地》，深受启发，认为书中所体现的坚强、冷静和为工作奋斗的精神值得学习，尤其是‘达维多夫’式的无畏与专注。他批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残余，如伤感、忧郁，强调应摆脱不必要的累赘，以实际行动推进工作。他鼓励甄弟摆脱对感情的浪费，注重实际进步，并希望彼此保持联系，互勉互励。信中还提及重庆遭轰炸的情况，表达对友人的牵挂与关心。最后，他计划十天后返回邵阳，期待与甄弟在武岗进一步交流。整封信语言真挚，充满革命理想主义色彩，展现了作者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思想斗争与自我提升的坚定信念。
李锐信1939年5月26日
这封1939年5月26日写于重庆的信件，是明果与一位战友（可能为李锐或其友人）之间深厚情感与思想交流的记录。信中，明果表达了对战友生活、工作与思想状态的深切关怀，强调在艰苦环境中应保持坚强意志与理性态度，反对情感干扰工作。他鼓励对方增强自信心，肯定其文字能力，同时提醒其注意身体健康与生活细节。信中提及抗战期间夫妻共事的现实困境，认为情感羁绊往往削弱意志，主张以务实和坚韧面对现实。此外，明果关心重庆战况、新闻传播受限的现状，对《学生时代》刊物被禁表示惋惜，流露出对信息封锁的无奈与愤懑。他强调保持每周通信的重要性，表达对见面的渴望，也透露出自身身体虽强但环境恶劣、生活困顿的现实。整封信语言真挚、情感深沉，既体现革命者在战时的坚定信念，也流露出个人生活中的温情与困惑，展现了战时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与坚守。
范元甄信1939年6月2日
这封信是范元甄于1939年6月2日写给明果的，内容真挚而深刻。信中回忆了自己在嘉陵江上乘船时遭遇大浪的惊险经历，表达了对生命安全的担忧与对过往冒险行为的反思。他坦诚向明果说明，自己并未将信件交给裕农，且对裕农的言行感到不满，认为其虚浮、好批评、缺乏实际行动，甚至试图误导明果以为他读过信件。信中还提到自己曾寄去《简明教程》和《战略与策略》两本书，表达对明果的关心与期待。他坦言来重庆后心情复杂，陷入自我怀疑与信心丧失的困境，对周围环境中的恋爱风气、同事的庸俗态度深感不满，尤其对‘卿卿我我’的婚姻观和文化圈的浮躁感到痛苦。他强调自己渴望真正的同志间真诚交流，而非表面的应酬。同时，他反思了自身惰性与缺乏进取心的问题，希望明果能督促自己努力自强。他提出未来想在经济学上深入研究，但强调应立足现实、从群众中成长，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想。信末流露出对与明果相见畅谈的深切渴望，也表达了对现实环境的无奈与对彼此理解的期盼。整封信情感真挚，既有个人生活琐事，又有思想斗争与政治信念的探讨，展现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在战火中成长、挣扎与自我觉醒的复杂心理。
李锐信1939年6月3日
这封信是李锐于1939年6月3日写给弟弟甄弟的，内容主要反映了他在抗战时期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感悟。他提到因时间管理不当、生活不稳定（住处频繁变动）而感到焦虑，身体也显清瘦，但睡眠和饮食尚可。信中深入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动摇性，指出其易陷入空想、灰心或被资产阶级潮流引诱，强调在革命中必须具备‘坚忍、组织、纪律、刚毅’的作风。他回忆了《左派幼稚病》中关于小资产者现象的深刻论述，并结合湖南当时的社会环境，认为中国小资产者受双重压迫，极左与极右表现明显，因此更需警惕和自我严格要求。同时，他表达了对革命历史经验（如监牢、地下斗争、长征）的敬仰，认为这些经历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提到自己通过阅读文艺作品（如柯仲平的长诗）和绘画来调节生活，还收到艺专学生邵宇为其绘制的水彩肖像，感到欣慰。信中也提及重庆近况、乡下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弟弟工作和生活状况的关心。他提出希望弟弟收集新歌，共同编印《新歌》歌集，以实现文化宣传。此外，他批评了夏衍《一年间》中‘失败主义者’角色的不成功，表达对文艺创作真实性的追求。整封信情感真挚，思想深刻，展现了作者在艰苦环境中对革命理想的坚持、对自我不足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同志和文化的深切关怀。
李锐信1939年6月10日
这封1939年10月19日深夜写给恋人D.甄（明果）的信，是中共地下党员明果在抗战时期于重庆所作的一封深情而坚定的长信。信中，明果坦率表达自己对D.甄深沉而复杂的感情，承认自己无法压制对她的爱，同时强调自己始终忠诚于革命理想、国瑞（另一位女性）以及共产主义立场。他提出以‘半年为期限’作为情感发展的过渡期：若双方仍愿，可在半年后正式确立关系；在此期间，双方需保持相互尊重与信任，不得隐瞒心绪。他恳请D.甄原谅自己的直率与可能引发的不快，鼓励她坚强自信，摆脱‘孩子气’和复杂情绪，投身于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信中还提及对周围‘野心家’的不满，建议以公开态度应对，以减少干扰。同时，明果关心D.甄的学业与成长，鼓励她深入研究俄语和学术理论，反对对女性的成见，倡导建立女性榜样。他强调两人应以工作为重，保持‘绝对有助于工作’的关系，并希望尽快见面，最好在半年内。信末表达对未来的期待与对D.甄的深切思念，也透露出对生活与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念。整封信情感真挚、思想深刻，展现了革命者在理想与情感之间的艰难平衡。
范元甄信1939年6月16日
这封1939年6月16日深夜写给明果的信，是作者甄某在与国瑞感情未决之际，对两人关系及未来生活的深刻反思与真诚沟通。信中，甄表达了对国瑞的尊重与对自身感情的清醒认知，强调在未明确决定前，不应发展与他人的感情，尤其担心若在‘保留半年’后国瑞突然出现，将导致情感冲突与悲剧。他提出，若在半年内与国瑞问题解决，而他已与另一人建立感情，则责任将不明确，因此要求明果在感情上做出明确承诺，避免感情用事。同时，甄也坦诚自己曾对他人有过好感，但不以此为重，更强调两人应以现实为基础，共同追求事业与生活上的互补与成长。他提出希望未来能在敌人后方（如晋东南）相聚，以更紧张的环境实现共同理想，但前提是必须先解决感情问题。信中还包含对明果身体的关心、对通信频率的建议以及对礼物的期待，整体情感真挚、理性克制，展现了在革命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在爱情、责任与理想之间的艰难抉择。
范元甄信1939年6月17日
这是一封1939年6月17日范元甄写给明果的信，内容围绕阅读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感悟展开。范元甄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小说，更反映了中国农民与俄国农民的共性——顽固、自私、缺乏常识，但也展现了农村工作中需要热情、毅力与技巧。他特别赞扬了青年团员达维多夫作为现实工作者的平凡与真实，批评其缺乏周密计划，强调工作者应事先了解农村情况，避免错误。同时，他指出拉古尔诺夫的左倾冒进和盲目热情会带来破坏，认为应以辩证思维处理现实问题，如恋爱问题需展开两条战线斗争。信中还提到范元甄寄送《简明教程》给明果，表达对对方的关心与支持。此外，他分享了自己在城市生活的艰苦经历，包括频繁轰炸、房屋受损、生活不便，以及因独居而感到的寂寞，强调要通过读书充实生活、避免过度思虑，并提醒明果注意休息，防止身体积劳成疾。最后，他表达了对明果生活的关切，希望对方生活愉快，并约定通信频率，体现两人之间深厚而真挚的友谊。
范元甄信1939年6月18日
这是一封1939年6月18日写给恋人明果的信，作者甄表达了对两人感情的深刻思考与严格要求。信中指出，明果若要真正爱他，必须基于对‘自我’的了解与认识，而非因怀念国瑞而将他视为情感填补或纪念对象。作者强调，男女之爱具有‘独占性’，若明果仍执着于对国瑞的回忆与过去情感，即使与他关系明确，他也无法接受这种‘现实之外的依恋’。他要求明果明确表态：是否真正因爱他而爱他，是否决心放弃对国瑞的幻想与怀念。若无法做到，便应停止对他的感情，以免伤害彼此。作者虽理解感情的复杂性，但反对被情感俘虏，主张理性、清醒地处理关系，强调未来结合应建立在平等、真实的基础上。整封信充满理想主义与革命战士的决断精神，既表达深情，又坚持原则，核心是要求明果以真实、独立的情感回应爱，而非情感依附或补偿。
李锐信1939年6月24日
这封信是1939年6月24日，李明果（笔名明果）写给甄某人的长信，内容涉及两人感情、生活状态及思想交流。信中，明果表达了对甄的深切感情，坦言自己因长期独居、生活忙碌，精神紧张，作息不规律，但内心充满热情与责任感。他提到自己曾因过度诚恳坦直，导致甄误解其言辞，尤其对‘影子与人’‘纪念国瑞’等表述产生误会，实为表达对甄的爱与忠诚，而非怀念他人。他恳请甄能客观、辩证地理解其心意，避免片面解读。同时，他说明自己即将从芷江出发前往湘西南边境，行程紧张，途中无法详谈，希望甄能体谅其工作压力。信中还透露，他计划八月可能前往重庆，届时希望甄能留在当地，面对面深入交流。他强调两人在共同斗争中彼此支持，精神紧密相连，感情深厚，但因现实环境与个人处境，需以理性与克制处理情感问题。信末表达出对甄的深切思念与忠诚，也流露出对未来的期待与责任感。整封信情感真挚，思想深刻，展现了战时青年在理想与现实、爱情与责任之间的挣扎与平衡。
范元甄信1939年6月26日
这封信是范元甄于1939年6月26日晚在重庆北温泉写给明果的长信，内容真挚深情，充满对两人关系的思考与期待。信中回忆了两人中学时期的友谊，提及陈颉宇、博咸、汪翰卿等旧友，表达对过去岁月的怀念与对情感重燃的渴望。范元甄向明果倾诉了对彼此感情的珍视，坦诚地提出希望早日见面，共同面对现实问题，尤其是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困惑与期待。他提到两人目前的了解尚不充分，但相信通过坦诚交流，可以‘大胆地让事情自然发展’，并强调‘共同面对现实’才是幸福的来源。信中还提及战争背景下生活的艰难，如报纸复刊的希望、个人梦想的分享，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范元甄表达了对明果的思念，甚至幻想与她共游、共度时光，展现出强烈的情感依赖与生活情趣。信末以‘下次的信更要甜蜜些’作结，充满温情与期待。叶剑英在信旁注记，表明此信内容真实，也印证了他对两人关系的肯定。整封信展现了战时青年在动荡环境中对爱情、理想与人生方向的深刻思考，情感真挚，思想成熟，是革命背景下一段珍贵的私人情感记录。
范元甄信1939年6月27日
这封信是范元甄于1939年6月27日写给明果的，内容真挚而深情。他首先表达对明果来信的喜悦，称赞对方在生活艰难中仍坚持读书，感到欣慰，但又担忧其身体日渐消瘦，怀疑其心绪不畅，担心自己此前的信件过于严厉，因而渴望能与明果直接交流。他提议让明果尝试画自画像，作为生活中的趣味任务，若完成得好，便送一面镜子，并期待看到她丰满的面容，以慰思念。信中还反映了作者在报馆生活的孤寂与压抑，批评同事对女性的轻蔑与性别偏见，表达自己在男性群体中感到被误解、被贬低的痛苦。他渴望与明果共同工作，寄托对两人未来合作的憧憬。同时，他提及在桂林见到的同窗李行夫、祝印煌、陶明仪等人的憔悴与前途黯淡，进一步映衬出战时环境的艰难与人心的沉重。信末，他叮嘱明果注意身体，表达对战乱中生活的恐惧与对和平的期盼，也流露出对友人倾诉的渴望与对现实的无奈。整封信情感真挚，既有生活琐事的关怀，也有对时代、性别与人生处境的深刻思考，展现了战时知识分子内心的孤独、挣扎与对情感联结的深切渴求。
李锐信1939年6月30日
信件写于1939年6月30日，作者李锐（明果）在抵达芷江后，向友人甄弟叙述了其从洞口到芷江的艰难旅程。途中所经公路险峻，多处翻车事故，山路曲折，山高路险，司机技术高超，沿途残骸令人震撼，使作者深刻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可贵。他提到该路段比贵阳至重庆公路更危险，每过险境都加深对生命的敬畏。途中偶遇一军车翻覆，一名女性头颅挂在树上，一名工人坠崖化为肉泥，令人痛心。作者在旅途中获得一位女伴的正确建议，认为甄弟提出的意见基本正确，明果已就此达成结论，并希望甄弟不必过度忧虑。他坦言旅途花费巨大，当地生活水准远超预期，且沿途霍乱流行，建议对方接种防疫针。信中还提及国际局势变化，以及每次到新地方都带来新的压力感。作者表示若有机会将此次旅程写成通讯，但可能性不大。最后他表达对甄弟的关心，希望其心情愉快，并以‘拥抱’作结，传递出积极乐观的情绪。整封信情感真挚，既有旅途见闻，也包含对友人心理状态的体谅与安慰。
范元甄信1939年6月30日，7月1日，7月3日
这封信是作者写给明果的家书，记录了1939年6月30日至7月3日期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分享。作者在信中表达了对明果旅途安全的深切牵挂，尽管明果已出发，但他仍无法放下心，担心其在湘西南危险环境中的安危。他强调诚实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开诚布公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对因诚实而产生追悔，反而认为诚实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信中还提到，作者在读到明果的信后深受触动，尤其在得知一位同学在历经家庭束缚后毅然奔赴晋东南工作时，内心被其热情和真诚深深感动，反思了自己平日的粗心与忽视，坦言自己‘很笨’，但正是这种真诚与坦率让彼此关系更加真实。信件最后因蚊虫困扰和情绪波动而中断，但整体传递出作者对明果的关心、对真诚的坚持以及在动荡时代中对人性温暖的珍视。
范元甄信1939年7月4日
这封信是范元甄于1939年7月4日写给明果的，信中回忆了自己在重庆九队的生活，并表达了对两人感情的深刻思考。他承认自己多次想写信却未能系统表达，此次在午睡时提笔，希望以理性与诚恳沟通彼此的误解。他重提明果提出的‘半年期限’与‘增进了解’两个建议，质疑若半年内感情发展顺利，未来该如何处理，尤其担心明果因害怕‘不幸’而回避现实。范元甄认为，明果对他的感情发展源于‘填补感情空虚’，而非纯粹的爱，因此请求明果详细解释‘为什么爱我’，并希望以理智面对感情问题。他强调，两人缺乏现实相处，感情基础尚不稳固，需通过见面进一步了解与建立。同时，他提及自己生活艰苦，住草棚、提水洗澡，环境恶劣，重庆霍乱频发，生命无保障，借此表达对明果在艰苦征途中的牵挂与担忧。他希望明果能争取来重庆相见，以更深入地探讨未来。信末，他坦言自己近来不再写信，因言语难以尽意，也表达了对明果健康与安全的深切关心。整封信情感真挚，充满理性反思与深情牵挂，展现了两人在战时环境下对爱情、责任与未来的复杂思考。
范元甄日记（1939）年7月6日，星期四
范元甄在1939年7月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在乡下参加救亡室全体大会后的内心感受。他原本对会议毫无兴趣，却在会后收到两封意外来信——来自以文和滨生，感到意外又欣喜。与此同时，他与同事孙及民、张等人闲聊，情绪逐渐转为反感，尤其对他人背后冷眼相看、缺乏善意的行为感到厌恶。会议结束后，他刚入睡便遭遇警报，众人迅速撤离至山沟避难，期间与吴祖芳、老毕、戈矛等人交谈，得知《解放日报》的同事对他有不满甚至失望，这让他深受触动。他意识到自己过去过于天真，认为只要与‘同志’相处就无需防备，却忽略了同志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性差异。他反思到，人与人相处并非易事，即使在革命队伍中，也需面对现实的斗争与人际隔阂。他首次体会到‘紧紧的心疼’，并深刻认识到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单纯与不足，从而对现实社会和人际关系有了更清醒的认知。
范元甄信1939年7月12日
范元甄在1939年7月12日写信给明果，回顾了自己在抗战时期的生活感悟与心境转变。他最初因工作环境变化感到不适应，甚至对自身单纯、孩子气产生自省，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已无法应对现实。在躲避敌机警报时，与同志的长谈让他首次认识到‘生活本身就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并开始反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意识到自己过去对他人观感的无知导致了内心的苦恼。他决定摆脱对过去的留恋，主动适应现实，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经验，以更复杂、务实的态度面对生活，强调要迎难而上，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同时，他反思自己过去对妇女问题的漠视，决心投身妇女解放事业，认为自信心应建立在具体行动之上。他希望明果能给予自己生活经验上的指导，尤其在面对现实困境时提供帮助。信中还提到自己虽身处重庆，却未听到抗战前线的枪炮声，感到时代与现实的疏离，流露出对战争遥远的遗憾。最后，他表达了对明果到来的惊喜，期待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新结论’，并附上一张小照。整封信体现了范元甄在动荡时代中对自我成长、生活态度与社会责任的深刻思考。
李锐信1939年7月9日-13日（1）
这是一封写于1940年代洪江的长信，作者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革命者，与恋人甄弟（女性）在长期通信中探讨感情与革命实践的关系。信中，作者回应了甄弟关于感情平等、发展与现实归属的理论主张，强调感情应建立在共同事业和政治方向基础上，反对将感情视为个人享乐或浪漫流动。他提出‘最大的爱与忠实应属于现实生活’，并以《论持久战》中战争三阶段的规律类比：过去对国瑞的爱是第一阶段的‘现实生活’，未来对甄弟的爱是第三阶段的‘现实生活’，而当前正处于过渡的‘相持’阶段，正是现实发展的关键时期。作者认为，感情的发展必须是不断创造与发展的过程，不能停留在静态或被动状态。他承认自己尚未最终决定投入感情，但已通过理论反思和理性沟通，逐步输出情感，强调双方应共同成长、互负责任，反对将感情问题简单归结为谁主动或谁理智。信中也表达了对甄弟批评的体谅，认为彼此在感情与思想上的互动都存在责任与过失，不应互相指责。整封信体现了革命者在个人情感与政治信仰之间的深刻思考，展现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以及对爱情与人生道路的理性建构。
李锐信1939年7月9日-13日（2）
这封1939年7月13日写于重庆的信件，是青年恋人果（明果）与甄（甄弟）之间关于感情关系的深度沟通。信中，果表达了对甄的深厚感情，同时坦诚面对两人关系中因‘对象条件’引发的矛盾与犹豫。他提出与甄的关系应建立在五个基本条件的符合基础上，强调‘偶然性’实为‘必然性’的体现。他明确表示，若国瑞出现并满足条件，他将与之结合，而甄与果的关系则会在半年内自然发展，若达到结合程度，则‘自由’应自动取消。果强调两人应停止反复的笔墨争论，转而专注于工作与彼此的感情支持，主张写信应轻松愉快，互为情感慰藉。他回忆了与甄共处的温馨片段，如镜中描画的“明果”形象，表达对甄的思念与欣赏，并幽默地请求甄保存此画。信末，果表示自己身体逐渐恢复，未来可能赴重庆，但不愿让他人知晓，同时提醒甄注意身体，避免说‘进土’等令人忧愁的话。整封信情感真挚，理性与感性交织，展现了两人在现实压力下对感情的认真思考与相互体谅，为后续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范元甄日记（1939）年7月20日，星期四
本文是范元甄于1939年7月20日撰写的日记，记录了他与亲友的日常生活与内心情感。日记开头提到，他与琼、璋在重庆一栋曾为弹子房的四层楼房中度过一夜，环境简陋，二人挤在窄桌上半睡半醒，次日清晨情绪低落，送别时琼因离别而哭泣，他虽强忍悲痛，仍尽力安慰。随后，他参加妇委会议，反思工作方法，强调应注重思考而非死记硬背。回到编辑部，未收到期待中的信件，对果（邓颖超）的思念与担忧溢于言表，同时对小弟的来信充满欣慰。他提到主席对其工作表现的肯定，也表示将坚持向工友宣传思想，获得积极反馈。日记中还提及与翠菊、老光通信，表达对琼等人的牵挂，但内心仍未能完全释怀离别的痛苦。他自省自己仍有“小姐脾气”，对讨厌之人反感甚至想痛骂，也反思与徐克立、陈家康夫妇关系恶化的问题，感叹自己仍怀有对果的幻想与美好期待。此外，他因衣物被盗而感到失落，尤其不舍瑞璋送的绿色绒背心。最后，他提到果、炜、淞长期未通信，内心焦虑，与老许交谈时虽畅快，却仍感到言语不清，情绪复杂。整体内容展现了作者在动荡时代中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深切感受，以及在现实压力下对理想与情感的挣扎与反思。
李锐信1939年7月21日
这封信是1939年7月21日李锐写给甄的信件，内容主要表达了他在紧张局势下的心理状态和对未来的安排。当时形势严峻，他因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常常熬夜至深夜，生活节奏紧张。他提到自己已决定于7月25日动身前往重庆，途中预计需十天，约八月五日抵达。途中可能在桂林或贵阳给甄发电报，但抵达重庆后，出于安全考虑，他不愿让重庆人知晓自己的行踪，尤其担心裕农会‘监视’他，因此强调要严格保密，不耽误工作。他希望在重庆能与甄见面，但目前难以立即实现，仍需耐心等待。信中还提到，他与朋友们相处时常以玩笑取乐，彼此之间感情深厚，精神上也因这种轻松而愉悦。他提到自己和朋友们已有五六天未洗澡，生活简朴却充满温情。他鼓励甄正视自身弱点并积极克服，认为这是最愉快的事，并对甄的建议表示高度认同。信末提到甄可能也在计算日子，两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整封信情感真挚，既有对现实处境的焦虑，也有对彼此的深厚感情和对未来的期待，展现了战时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联结。
范元甄信1939年7月24日
这封1939年7月24日写给明果的信，记录了作者范元甄在重庆的生活与情感。他回忆了收到明果从邵阳来信后的感受，坦言信中语气似挖苦又似教训，虽认同其观点却仍心生怨恨，提出要‘重打十下’以示惩罚，并请求明果决定处罚方式。信中还描述了信件延误、辗转奔波的烦恼，以及因航空信走十天、转信地点欺骗而产生的闷气与愤怒。生活上，他遭遇了‘打摆子’和严重盗窃，衣物被窃，尤其失去一件友人赠送的绿色毛背心，令他极为伤心。他提到自己在重庆的艰苦生活，如住芦席房、下雨打湿床铺、穿草鞋凉快却脚破皮等细节，流露出对现实的无奈与对明果的思念。他分享了一个重大喜讯：编委会决定让他外出采访，前往自流井考察盐的开采与盐工生活，预计八·一三前返回，若明果先到重庆，可陪她去温泉游玩。他强调这次机会是其工作威信建立的关键，是长期努力的成果。信中还提及两人未尽的讨论问题，将细节留待面谈。他回忆起曾寄过一张小照，提及明果在芷江来信后收到照片，也提到友人苏镜的疑问，怀疑曾见过他穿单衣的照片。信末表达对明果的深切思念，希望她早日到来，并以‘夏眠’‘掘起’等幽默语言表达期待。整封信情感真挚，既有生活琐碎的抱怨，也有事业上的喜悦，展现了战时知识分子在动荡中坚持理想、思念亲人的复杂心境。
范元甄日记（1939）年7月29日，星期六
本文记录了作者范元甄于1939年7月29日星期六的日记，讲述她独自前往外地的第一次旅行经历。早晨天色阴沉，她与克立前往车站，途中克立提到自己对未来的不确定，尤其是关于是否已有孩子以及生命前景的担忧，令作者深受触动，也意识到两人之间情感与生命状态的隔阂。作者虽想给予支持，却感到自己理解有限，言语显得笨拙。抵达车站后，她顺利办理手续，检查员因她年轻而开玩笑了，她坦诚行李内只有被子和抄本（空的）。途中她前往打防疫针，对方误将她登记为男性，她对此感到好笑，克立解释是因服装所致。上车后，克立仍不离去，两人沉默，她只愿她能‘成功’归来，却也暗藏对无法再见的恐惧。沿途经过化龙桥、歌乐山、永川等地，她看到水景，萌生学游泳之想。同车两位女性从上海到兰州，令她感慨长途跋涉的艰辛与对祖国的思念，两人交谈融洽。夜晚，她宿于金台旅馆，房间简陋，但无太多虫害。她给超妈、克立、参座、报馆及琼等人写信，当晚暴雨，耗子猖獗，一整夜未眠。内江以糖食店闻名，她决定带回些特产给家人。整篇日记情感真挚，既有对旅途的观察，也有对生命、命运与女性处境的深刻思考，展现了作者在动荡时代中对个体命运的敏感与内心的坚韧。
范元甄日记（1939）七月三十日，星期日
范元甄在1939年7月30日傍晚至深夜记录了自己的一天经历。因耗子扰民且担心误车，他整夜半醒，五点起床前往车站，实际列车十二点才发车。途中他寄出信件，并游览了内江，观察到城市道路以中正路为主，布店众多，其中一种格子布被商家称为土产，实则类似日本货。他遇见两位当地人物：王沛然先生，戴黑眼镜，自述法政与军界经历，言谈夸张；马经理则体态丰满，似乎经历更广。乘坐恒通公司的破旧车辆，需人工推车，途中仅抛锚一次，车厢拥挤，尤其看到一对母子令人不适——母亲瘦弱，儿子烟熏面容，言语中反复称‘妈’，令作者联想到他人生活之困苦。抵达自流井时已近四点，他发现该地远超预期，商业氛围活跃，比重庆人更显生机。他吃冲蛋后前往‘洪都’女澡堂洗澡，于分销处小憩并用餐，与贾同志相处客气。晚间一位朋友告知他当地大致情况，使他感到深切忧虑，也意识到自身思想过于单纯。夜深，他在油灯下写下给报馆、超妈、琼的信，最终睡得安稳。整篇日记以细腻笔触描绘了战时城市生活中的现实困境、人情冷暖与个体的内心波动。
范元甄日记（1939）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范元甄在1939年7月31日的日记记录了他一天的生活与观察。清晨醒来后，他回忆起一个梦：在屋内看见‘果’，对方故意闭眼装睡，醒来时却似早已察觉，令他感到微妙的不安。早餐后，他前往川盐改进技术委员会，未见靳范隅，随后拜访川盐银行李玉书经理，对方举止夸张，常因烟熄高喊‘拿火来’，令人印象深刻。李经理介绍其夫人，外表肥胖、妆容艳丽，年纪轻却大方，提出让他搬去住，他却因习惯睡桌子而婉拒。下午，他实地考察西场井区，目睹工人赤身或仅裹布，其中一人满身黑泥，令他惊吓，后听到笑声，怀疑是否被察觉。他注意到当地劳动妇女、火柴厂女工等群体，计划未来深入观察。途中经过一条小河，有‘花舫’与躺椅，票价低廉，景色如江南，令人怀念。交通方面，自流井至贡井山路仅十五里，车费便宜，但坐车颠簸可怕，下坡时如坠落。傍晚归家途中，偶遇邮政局员工孔，想起‘79块’之名，得知其妻已来此地工作，已有近两年未见。晚上在洪都洗澡后与女茶房闲聊，欣赏月光，突然警报响起，他前往郊外避险，不久解除。归家后十一点多入睡。最后，川盐银行李经理夫人送来名片，邀请共进午餐，他虽想回礼致谢，却不知如何书写，意识到在社交场合中应具备基本礼仪，决定回重庆后向大哥学习。整篇日记以细腻笔触描绘了作者在盐区的所见所感，融合个人情绪、社会观察与生活细节，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战时边陲社会中的真实体验与思考。
范元甄日记（1939）八月一日，星期二
范元甄在1939年8月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天的生活与观察。清晨因睡眠不佳感到头昏，仿佛不断做各种梦。老许寄来信件，提出若干建议，范元甄表示将努力争取胜利并返回。下午他走访了成都五所大学的乡村服务团，认为其工作态度松懈，纪律不严，住处环境嘈杂，实际工作仍受限。他提到服务团副团长为金陵女子大学的Miss张，其妻子朱慎是他的朋友，两人谈及钱英，决定日后保持通信，钱英下半年将赴一训任教。回家途中，范元甄前往隔壁衣店上厕所，因误以为老板娘不高兴而产生误会，引发争执。他意识到自己过度敏感，随即转移话题，聊起她的孩子、生意及轰炸情况，最终化解矛盾，老板娘还特意叮嘱大女儿为他点灯，表现出善意。日记展现了范元甄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对人际关系的敏感与处理能力，以及在动荡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与心理活动。
李锐信1939年8月2日
李锐在1939年8月2日从桂林出发，经五天跋涉抵达贵阳，途中乘坐的卡车在独山抛锚，需修理，预计七、八号可抵达重庆，行程艰苦，颠簸严重，导致脑力疲惫，难以思考问题。途中经历寒冷，曾在三江口夜宿时光着身子在汽车上度过，虽生活艰苦，但精神畅快，旅途适应良好。他回忆起在桂林与孩童游泳、在河中洗澡的片段，也提到与同行女同志相处时的‘女士优先’，并幽默表达自己管理伙食得心应手，深受同伴喜爱。他在柳州停留夜宿，为爱人甄购买了两样日用品，承诺猜中就再送一样，提及曾计划在她十八岁生日时送礼。他希望甄能为他在重庆准备被单、毯子等睡眠用品，因预计在重庆停留一个月以上。信中流露出对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夜晚常梦见她，情感真挚而热烈。他坦言旅途疲惫、思绪枯竭，但内心充满快乐与焦急，期盼早日相见。信由同行女同志代为转交，因无航空邮递，最快三天后才能到达，故信件内容简略而情感真挚，展现了抗战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在艰苦旅途中的生活状态与对爱情的执着守望。
范元甄信1939年8月10日
这是一封1939年8月10日范元甄写给果的信，记录了两人八个月别离后重逢的感想与对未来生活的期许。范元甄感慨两人长时间以来在同志或朋友间很少见到处理得当的恋人关系，因此决心‘别开生面’，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希望与果共同努力实现理想生活。他提到目前尚未完全透露自己的工作安排，但希望两人能慢慢深入交流，时间允许下逐步谈清。他鼓励果沉下心做好准备，自己则从第二天开始着手写作，计划完成后与果去温泉度假，认为这不仅有助于放松，也对工作无任何影响。他强调彼此的爱是健全的，相信这种相处能提升彼此的工作效率，也愿为感情的深化创造良好基础。信中还关心果的生活细节，提到布单子过夜较凉，承诺明晚送毛巾被单，叮嘱对方注意保暖。最后，他因时间紧迫未能多写，表达对果的祝福，希望彼此在未来的日子里获得快乐与幸福。整封信情感真挚，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与对伴侣的深切信任。
李锐信1939年8月11日
李锐在1939年8月11日深夜写信给他的伴侣，回忆了与对方的深入交谈，表达了对两人感情的深切喜悦与甜蜜。他提到在与老苏（苏镜）的谈话中意外收到对方的信，读后深受感动，甚至在梦中见到对方，感受到一种灵魂相通的幸福。他强调这种感情并非浮于表面，而是建立在理性、相互理解与共同成长的基础上，不同于外界对‘革命情侣’应有激情场面的想象。他坦言自己内心充满热忱与期待，但始终保持沉静外表，实则在等待与对方共同前行。他坚信两人之间的感情是健全、合理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不仅关乎自身，更对周围同志和群众具有示范作用。他提出要以‘别开生面’的态度面对感情，警惕感情中的脆弱与现实冲击，坚持理性与奋斗，共同走一条康庄大道。最后，他表达了对同志之爱的崇高理解——既是对伴侣的深情，也是对整个阶级和民族的爱，主张在战争与困难中珍惜个人幸福，并将其与民族和阶级的幸福紧密结合，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共同成长。
李锐信1939年8月17日
这封信是李锐于1939年8月17日写给范元甄的，记录了他当天傍晚的内心活动与等待对方出现的焦灼心情。信中，李锐描述了自己在屋内写信、望窗、读《战略与策略》却无法专注的场景，表现出强烈的孤独与不耐。他反复望向窗外，期盼能见到范元甄的身影，甚至因行人稀少而感到寂寞，希望有人经过能缓解内心的空虚。他回忆起范元甄曾留下‘十六、七时’的短条，因此特意在写信时赶往窗口，生怕错过对方经过的时机。然而，当再次望向窗外，他感到深深的失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精神失常。最后，他自我安慰，推测范元甄可能在晚饭后洗澡、出门买食物，因此耽搁了时间。信末注明实际日期为1939年8月17日，但书眉处有‘九月九日’字样，推测为延安审查时所加，实际内容根据语境判断为范元甄短条次日所写，反映了两人之间细腻而深沉的情感联系。
范元甄信1939年8月19日
这是一封1939年8月19日范元甄写给‘果’的信，记录了她当天的生活与思想。她从办事处返回后洗澡时漏水，赶进城参加记者宴会，与多位记者朋友交谈，尤其提到彭子冈（子冈）和沈兹九（兹九）。子冈热情但孩子气，对自身作品吹嘘，却缺乏政治远见，被范元甄认为‘有点假’；兹九则被批评为固执、想留住青春，但本质单纯。范元甄认为自己比他们了解更多，但也不满足于现状。她提到与石西民妻子吴的接触，对方曾带信给她，但不知信是给谁的。她因无处可去，独自去吃刨冰，发现钱被花掉，感到倒霉。信中还提到写给母亲的信不知如何称呼，表达对亲情的犹豫。她反思自己半年来在会议中发言减少，思想变得迟钝，意识到必须重新学习和思考，以争取‘最有利的前途’。她怀念与‘果’的亲密谈话，尤其记得第一次进城时的愉快，希望下次在红岩嘴坡上见面，强调不喜进屋。信末以疲惫的口吻结束，表达对现实的无奈与对未来的警觉。整体内容展现了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在战时重庆的日常生活、人际观察、自我反思与对前途的焦虑。
范元甄信1939年8月23日
范元甄在1939年8月23日的信中回忆了当天的战时生活。警报响起后，他选择留在家中写作，而非随众人前往防空洞，认为危险不大。他提到曾计划前往朋友处，但担心被批评，最终决定请假几天，需等待吴克坚（《新华日报》总编辑）的批准，内心担忧舆论压力。他完成了四千字关于盐工生活状况的文章，预计次日见报。信中提及与小陈乘车进城，听说《马门教授》即将上演却未见广告，感到困惑。他前晚拜访参政员未果，午睡时遗落手表，需明日取回。对于国瑞的问题，他以推托方式回避。他向父母寄信，夸赞对方，调侃对方急切想见其照片。从兄长处获得二十元，决定写两篇文章偿还，以逼迫自己动笔。他自责前晚归家太晚，因匆忙导致汗臭，情绪烦躁。吴克坚告诉他已与他谈过，他希望今后能提出具体要求，明确表达立场，以求获得实际回应。最后表示暂不继续书写，决定见面详谈。整封信展现了战时环境下个人生活、工作压力、人际交往与思想挣扎的复杂状态。
李锐信1939年9月1日
这封信是李锐写给一位亲密朋友的日常交流，内容主要围绕生活作息、思想修养和情感发展展开。他提到自己在1939年9月1日夜间脚痛，但休息后恢复良好，强调了健康与节制的重要性，尤其提醒对方在秋季节气中注意饮食，避免‘病从口入’，并批评对方有时过于任性，建议以严格自我总结和日记方式改进自身缺点。他主张在交往中应注重互相帮助、吸收长处、克服短处，提倡在短暂会面中取得实际收获，避免浪费时间。同时，他反思了两人感情与社会关系的稳固基础，认为应以更理智、务实的方式发展彼此之间的爱。他还提到应以‘Bolshevik’的精神面对分离，视之为考验，鼓励对方成长为有担当的青年。信中也提及一些生活细节，如带表链、送糖给二姐苏镜等，体现亲密关系中的温情与日常关怀。整体内容体现了一种理性、自律、互勉的亲密关系理念，既有生活琐事，又有思想深度。
李锐信1939年9月2日
李锐在1939年9月2日的信中回忆了当天的所见所感。他原本准备写信与爱人交流，却因警报响起而中断，与十几人聚集在石桥上谈天，后又到上桥与友人（如卢竟如）闲聊，讨论请客事宜，最终决定原则上接受但暂时无法实施。警报解除后，他辗转回到房间，却记不清原计划与爱人谈的具体内容，感到遗憾。他强调读书学习应避免‘好高骛远’，主张‘少而精’，深入理解，做笔记或提要，而非浅尝辄止。他提出‘挤时间’的重要性，认为工作繁忙并非无暇，而是缺乏时间管理，建议养成早起习惯，保持七到八小时睡眠。他鼓励对方认真学英文，建议从读报和会话入手，以李密林为例，强调勤奋学习的精神。最后，他以‘生活、工作、学习，紧张起来，战斗地紧张起来’作为激励口号，表达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
李锐信1939年9月6日
这封信是1939年9月6日李锐（果）写给Mei的，内容主要围绕两人关系、生活状况及未来计划展开。李锐提到自己因肚痛夜间多次醒来，但未发展为痢疾，服药后希望会好转，并表达对Mei的关心与安慰。他强调自己将把人生希望寄托于学习和自我成长，目标是成为‘最好的Bolshevik’，并明确表示两人关系的‘统一’是基于共同信念和责任，而非世俗婚姻，属于一种精神上的承诺。他解释，尽管昨夜谈话可能让Mei误以为两人已‘结婚’，但这是带有玩笑性质的表达，实际是对自己和群众的一种承诺与约束。他劝Mei不要因争取他去延安而焦虑或怀疑自己的决心，强调两人关系必须保持一致且不可动摇。同时，他提醒Mei需做好经济准备，包括向家人索要冬季衣物和节省资金用于照相等开支，建议制定经济计划。他还表示，即使在八号之后，若他从城中返回，仍可在晚饭时间接见Mei，或提前告知以便接应。最后，他鼓励Mei放下忧虑，保持愉快心情，重拾生活希望。整封信情感真挚，既有生活细节，也体现革命理想与个人情感的交织，展现了两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对爱情、责任与理想的共同追求。
范元甄日记（1939）年9月13日，星期二
范元甄在1939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回顾了自己近期的生活与内心变化。他清理了保存多年的信件与日记，包括琼和家人的信件以及从长沙大火中带出的1937年日记，最终选择将它们全部烧毁，象征着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与心理上的解放。他意识到自己已从过去温室般的单纯生活，转向现实世界的磨炼，正如果所比喻的‘从花棚搬到广场’，但内心仍保留着对舒适与安全的依恋。经过长期思考与朋友建议，他决定与果返回湖南，尽管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也面临误解与惊诧，但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生活和成长的必要选择。他坦言结婚对他而言并非重大转变，只是他人眼光的改变。他承认自己在感情中常表现出孩子气，伤害了果的耐心，而果则长期迁就他，两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关系中的相互束缚。在即将离开重庆的半年多时光里，他反思自己是否真正成长，意识到若不持续努力，将面临危险。整段文字表达了他从理想化过去走向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以及对自我成长、责任与爱情的深刻思考。
李锐信1939年9月13日
李锐在1939年9月13日的信中，表达了与爱人久别重逢后的复杂情感。他坦言自从爱人归来，自己情绪始终未能真正放松，内心被诸多问题困扰，尤其在与爱人相处时仍感到压抑。他提到自己在情感上无法产生正常的亲密反应，如无法热烈拥抱或亲吻，认为这与长期身处特殊环境、自我约束有关。他指出两人因工作和发展的需要长期分离，缺乏共同生活与工作的经历，这种距离使他们之间产生深刻矛盾，且相处方式过于拘谨，缺乏自由与自然。尽管如此，他对爱人的感情始终在不断深化，认为对方充满青春活力，能自然感染群众，而自己却因长期脱离群众生活，产生了一丝‘迟暮之感’，感到自己在精神和活力上落后。他希望爱人能温暖自己，变得活泼，与自己并肩前行。他强调，未来见面不应只讨论无法立刻解决的问题，而应专注于创造彼此之间最珍贵的快乐。信中还提到两人八个月未见的思念与难耐，以及因大雨受凉后恢复健康的情况。最后，他表达了对将来能与爱人共同生活、彼此陪伴的深切向往，但不愿直接说出，以保留这份情感的含蓄与美好。
范元甄日记（1939）年9月14日， 星期三
范元甄在1939年9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一天的生活与内心感受。他从上午十一点睡到晚饭后才醒，因蚊虫困扰未进食，仅靠剩面和饼干充饥，后收到妻子谢送的梨。老毕询问他为何近期未写作，他坦言并无可写之物，外界却归因于恋爱影响工作。当晚聚餐气氛沉闷，老何、郑、小袁和果闹酒闹拳，果因身体虚弱醉酒吐得严重，引发范元甄的担忧。他深夜无法入睡，观察果的体温变化，感受到其身体状况的恶化，也意识到果在长期病痛与生活压力下已变得憔悴，甚至与年轻时的朝气大相径庭。他担忧果的未来，认为中国青年在苦难中成长，命运多舛。老何醉后兴奋地表示老李终于快乐，透露自己过去长期压抑，此次因范元甄的决定而感到欣慰，但也透露出对自身处境的复杂情绪。范元甄反思自己是否对果的“卖力”有过高期待，但未直接表达。朱慧开玩笑说他‘变了’，他对此极为反感，认为自己早已改变，不应被轻率调侃。最后，他收到主席来信，内容与自己观点一致，但因即将赴湖南，回忆一年后再次经过长沙，心中泛起莫名感伤，最终决定停笔。整篇日记情感真挚，透露出对亲友健康、生活困境、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以及个人在重大人生转折中的内心波动与责任感。
范元甄日记（1939）九月十五日，星期四
范元甄在1939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与朋友果的偶遇及共度的轻松时光。两人在化龙桥相遇，进城后在长江边的茶馆坐了一整天，回忆了过去与他人相识的情景，彼此感到好笑。在午饭时，果让范元甄猜他想什么，范元甄通过观察眼神猜中‘想做一个动作’，果因此笑出声，范元甄感到欣喜，认为这是难得的互动。途中遇到左翼记者傅于琛，被其坚持同行，最终被阻止。范元甄参加中苏文化协会为苏大使举办的茶会，虽深感遗憾未能邀请陈同，却借此机会让陈同多认识他人。在会场中，被称作‘小朋友’的称呼引起尴尬，但范元甄脸红未被察觉。会后，范元甄临时被要求发言并唱歌，虽对讲话不满意，仍哑着嗓子唱了《合作进行曲》作为口号，表达热情。离开后心情兴奋，写下特写。日记末尾提到朋友琏和琼的来信，琏已奔赴前线作战，琼则前往西安，范元甄表达对她们的鼓励与支持，并表示自己也将北上奔赴战场，以同样的决心投入生活。老刘当晚情绪高涨，还为范元甄讲了故事，增添温馨氛围。整篇日记展现了作者在动荡时代中对友情、爱情与革命理想的思考与情感共鸣。
李锐信1939年9月19日
这封信是胡乔木于1939年9月19日写给梅（Mei）的，内容主要围绕战时生活、情感交流与工作安排展开。信中提到，当时正值秋季雨夜，天气阴冷，但作者以艰苦生活为背景，表达对梅的深切思念与自我反省。他坦言自己在对待女性问题上仍存有封建落后的观念，如对女性独立性和情感创造的忽视，并决心在今后的生活中加以改正，努力消除党内对女性的陈旧观念。信中还提及南方局召开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妇女工作，计划由二姐与吕光商议后，推动湖南妇女工作的发展。作者安排了第二天上午凯丰报告三民主义，下午王明报告参政会事宜，并希望梅能前来参加，进一步沟通工作与生活安排。信中还列出多项具体事项，包括写文章、与报馆建立联系、准备书籍、节省开支、与克坚及王明、博古面谈、收集苏联歌曲等，体现出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与对未来的规划。此外，作者提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容易饥饿，但有信心恢复；也提到已写信给母亲和灼姐，计划寄送照片，希望梅能理解并支持。信末透露，他因于刚离开岗位，需经桂林前往湖南，任务加重，强调了当时革命环境下个人与集体责任的交织。整体内容情感真挚，既有对同志的关怀，也有对自身思想的深刻检讨，展现了战时知识分子在政治与情感双重压力下的复杂心境。
李锐信1939年9月20日
李锐在1939年9月20日的信中，回忆了与老郑深夜长谈的经历，内容涉及抗战党派、青年工作及个人感情问题，两人以坦诚相待，展现出高度的革命精神与友谊。他提到与克坚的交谈，强调希望李锐不离开报馆，认为这是未来决策的关键。此外，他计划为国际青年节撰写一篇小文和一篇大文，小文将讲述河北四存中学学生抗战英勇事迹，希望Mei协助查找相关报纸内容，并在四五天内完成，同时请求将星期二晚的会面时间提前一天。他提到已将给母亲的信寄出，信中内容经过修改，称赞Mei的来信写得恰当。李锐仍希望在会前前往北碚，呼吁大家加紧完成应尽事务。信中流露出他对即将面对生活磨难的忧虑与坚定信念，认为需以Bolshevik的精神收敛情感、积蓄力量，将感情远距离交付给Mei，表达出对未来的坚定信心与深切情感。
李锐信1939年9月21日-23日
这是一封1939年9月间中共党员范元甄与同志‘果’（可能为毛泽东或其亲密战友）之间的书信往来记录，主要围绕两人是否应一同前往湖南工作、后续学习安排及个人情感问题展开。在多次通信中，双方就‘去湖南’的现实可行性、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彼此意见的统一以及未来共同学习的前景进行深入探讨。果始终坚持尊重对方意见，认为当前应优先保障湖南工作的实际需要，暂不强行推动前往，但明确表示未来两人可共同学习，且这一前景是现实可期的。同时，信件中流露出深厚的情感，如对‘果’的思念、对分离的不舍、对彼此未来的期许，以及对个人健康（如左眼问题）的担忧。两人在讨论中保持理性与尊重，最终达成共识：暂不争取立即前往湖南，但希望在月底前决定动身，具体时间定于9月24或25日。信件语言真挚、情感细腻，既体现革命同志间的理性协商，也饱含个人情感的深切流露，展现了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理想与情感之间的平衡与坚守。
